《本问》第一问|导演撞上选片人：关于拍电影的几个灵魂拷问

什么样的电影才算是好电影？资本追逐青年导演的时代，如何用小成本拍出好电影？快速变化的中国社会，给中国的电影工业带来了哪些改变？

6月24日，坚持用新鲜创作填充无聊人生的导演杨瑾，年阅六七百部电影的柏林国际电影节选片人王庆锵，做客龙行棒咖啡Bon café+，以两种身份、两种视角解答了《本问》的“终极拷问”。

杨瑾（左）与王庆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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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的电影才称得上是好电影？一千个人心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近些年来，国产电影也出过一些口碑爆款，但绝大多数院线电影给人的观感却是制作经费大笔燃烧、特技效果日益炫酷、服化道可圈可点，唯独导演的看家本事——讲故事的能力失了水准。出身于DV时代的导演杨瑾与选片人王庆锵合作推出了Back to basic的电影创作计划，力图用他们的项目为青年导演树立一个标准，带领青年导演重归电影的本质。那么，对于他们而言，好电影的标准究竟为何？

“好电影就是发自内心讲一个故事”

Q：我想先问出第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你们在电影行业从业这么多年，为什么现在会突然有了这样一个想法，要推出Back to basic这样的一个项目，要去挑战小成本拍好电影，这个idea是谁先提出来的？

杨瑾：因为我的主要创作是DV时代，那时候刚刚摆脱了胶片的限制，你看第六代导演他们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都得拿胶片拍，我是生活在DV时代的。那个时候，我所有的同行朋友都是用很低的成本在拍电影。非常自由，就10来万、20万拍一个电影就是周游世界了，也见识了很多别的国家的导演拍电影。

但是，大概从2013年开始之后，大量的资本涌向青年导演，资本疯狂的扶持他们。我那时候帮创投看剧本，那些项目都是200万、500万的、3000万的项目，但是做那些项目大家会遇到一个巨大的痛苦，就是要和资方博弈，他们会让你不停地改剧本，让你备受折磨。

我很怀念那个自由创作的时代，没有什么压力、什么限制。有一天早上，我就和Jacob（王庆锵）说，要不咱们还是回到DV时代，用很少的钱去拍一个电影，但是，是有要求的。邀请已经很成熟的导演，让他们给年轻的导演做一个标准。就是根本就不需要那么多钱，以很低的成本就能完成一个很好的作品，所以就策划了Back to basic这个项目。

Q：Back to basic这个项目是用小成本拍一部好电影，这里面其实是有两个很关键的词，一个是小成本，那么从好电影的角度上来说，你刚才提到了标准这个词。从创作者的角度，你觉得什么样才是一个好的电影？

杨瑾：你想讲一个故事，然后没有任何限制，资金又能支持它完成。这个就是好故事、好电影。

Q：每一次的“好”，对于你来说都是一样的吗？

杨瑾：如果是资金充足的话，好的标准是一样的，就是你自己要特别投入到一个电影里头、投入在一个故事里头，然后你用你的专业把它给讲出来。

Q：你拍电影这么多年，拍了那么多部儿童片去作为主要的题材，你想要表达的“好”到底是什么？

杨瑾：就是你发自内心要讲一个故事。

还有一个标准就是真实，是立体的。不是这个人好，他是一个英模，你就特别地歌颂他，他是立体的，他也有缺点，要讲真实，让大家感受到这是真实的。不是我认为的真实，而是我经过采访之后塑造出的一个立体的人物形象。

杨瑾执导的电影《巴铁女孩》海报

王庆锵：对于“好”的定义，你问任何一个选片人，他们都很难回答这个问题，他们就只能说什么是“好”。我看到我就知道，主要是经验，看电影的经验。他们看很多电影以外，他们应该也对电影以外的文艺活动都有认识，所以对他们做选片的工作才有比较大的帮助。对我来说，最好的电影是说不出来怎么好的，是对我来说没有见过的那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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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100万的预算去拍摄高水准的电影，在今天这个资本泛滥的电影界，也算是一股“清流”了。用小成本拍摄好电影，对于侍资本而骄，惯于大制作大手笔的导演们来说，可能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杨瑾和Back to basic项目的其他几位导演却接下了这个任务，他们如何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因为他钱很少，他只能比想法”

Q：作为Back to basic项目的投资人，你用100万的预算给到这些成熟的导演，然后去做一个尝试，去树立一个标准。但是你会担心他们到底能不能够拍出一个好的电影来吗？他们能不能做得到，你也不知道对吗？

杨瑾：知道。因为我们选择的这些导演，他们的历史非常棒，他们每一次有一个新的事情的时候，他都要证明自己比以前更好。

Q：证明自己比过往更好，从一个导演的角度，你觉得可以有哪些方式？

杨瑾：就是他要想一个比以前更好的故事，找更好的团队去完成它。技术层面，因为他钱很少，他只能比想法，他不能比一个大的制作、大的场面，他只能思考我怎么样才能做得比原来更好，突破自己。

Q：突破的意思是什么？做我以前没有做过的事，还是说做以前觉得自己不舒服的一些创作？

杨瑾：你每一次拍完片子，去电影节遭遇影评人，他们都会告诉你哪些地方不好，你自己上一部片子也有遗憾，你肯定要想通过新的项目去改进自己。

Q：对于Jacob来说，你也看过很多导演的第一部片子，你觉得他们的第一部片子，是不是能够告诉你未来他的艺术路到底能够走多久？

王庆锵：

其实，有些时候是可以的，最好的例子是阿彼察邦，他第一个电影本来要送柏林的，因为时间赶不上，最后送到戛纳，那一年在戛纳有一个评委是特别喜欢这样的电影，随后他就得了金棕榈奖。所以，这些都是有一点关于缘分，关于命运的成分。

泰国导演阿彼察邦

但是，我觉得对于一个导演来说这都是不重要的，最后他还是要讲自己的创作。导演觉得最难听的话就是观众过来跟他说：“导演，我好喜欢你第一个电影。”可是我觉得好的导演、好的艺术家，他们一定是自己最好的评论员。老一辈的导演，他们永远不看影评，他们觉得只有我自己才知道我的电影是怎么好，怎么不好，他们最信任的人就是他的团队，可能还有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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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90年代，香港电影风头正劲，可谓一时无两。当时仅有600万人口的香港，每年却能出产200多个电影。而今天的香港电影，早已风光不再，750万人口的香港年均出片量仅有十几个。人多好干活，反观大陆的电影工业，正以蓬勃之势发展，在这个时代，创作者的表达欲也在无限迸发。

“中国电影工业的活力来自改变”

Q:前几年，好像各式各样的电影产业基金，在某一个大的项目当中一定要集齐5-10个非常知名的导演，以及他们已经创作的比较成熟但还并没有面世的计划，我觉得听上去简直就像是买彩票一样。

所以那个时候很多的年轻电影导演，实际上都开始在为了职业规划，或者是说为了能够拿到一个机会去拍真正意义上的商业电影而加入到这一行当中，你有这样子的感觉吗？

杨瑾：有，就像是买房一样，咱们先占住10座，先占住一些房，然后集体上市，他们就是外行做的特别多。

Q：经过了电影行业里资本有一点泛滥的这些年之后，你觉得现在在中国内地的这些电影，它是不是出现了一些变化？它是不是已经慢慢地回到了去做电影创作，然后去拍好的电影的这样子的一条路上？

王庆锵：纵观全亚洲地区，东亚、东南亚和部分南亚，西亚不好说，电影工业最有活力的还是中国大陆。为什么？地方大、人多，电影工业需要人，没有人你做不了电影工业。

香港电影《花样年华》剧照

像香港和瑞士，香港750万人口，现在一年还有十几个电影，瑞士800万人口，一年生产的故事片两个。所以，没有人口，不能有电影工业。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香港那个时候人口600万，一年生产了200多个电影，那是不应该发生的事情，但是它发生了，这是好事，是奇迹。但现在，对香港电影来说，这个黄金时代已经结束了。

美国做的那么好，美国电影在本土就有很多观众，再加上好莱坞做了那么多年，这个系统很完善，所以，他们的作品也能够出口。中国电影实现出口的少，我们的电影工业还是全部靠国民来支撑。但是就活力来说，中国电影特别好。

Q：过去这几十年里面，其实中国如果从社会角度来讲有很大的变化，原来很多特别穷的人开始进入到中产阶层的家庭里面，有很多的小孩现在也开始投身到电影行业当中。你觉得一个社会它慢慢变得富裕起来了，对于它的电影的活跃度、工业的活跃度，或者是说对于电影的质量来讲，它会有影响吗？

王庆锵：

今天的中国，与几十年前的中国相比，完全是两个样子，那么大的变化对人的影响特别大，有特别多的人需要为改变发出声音，所以活力是来自改变的。日本电影做的不好，就是日本富裕了好几十年，大家都觉得做不做都没所谓。身处于一个激烈的变革环境里面，创作人是很能够感觉到这种变化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创作人会更有表达欲，所以这是一个美好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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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影界摸爬滚打多年的杨瑾，如今仍在坚持他的新鲜创作。社会在变化，各种媒介和艺术形式也在改变，作为第六代导演，身处变化之中的杨瑾，初心是否仍在？见证了许多导演成长的王庆锵，如何看待导演们在时代洪流中的种种转变？

“电影就是用新鲜的生活去填充无聊的人生”

Q：杨瑾，你已经拍了这么多的电影了，身处在一个快速变化的中国社会当中，现在对于你来讲，你有没有想过你最想表达的是什么？

杨瑾：反正就是多样化吧，每个人做的工作不一样。你看我们山西的导演贾樟柯，他做了平遥电影节，又做了山西电影学院的院长，他也是推广很多的艺术电影。宁浩他的理想就是做一个很成功的商业片的公司，他做得非常成功。我们公司就做艺术电影的小片，就是充满实验性的，每一个都非常不一样。

Q：为什么你现在会是坚持在做实验性的艺术的小片，然后这样东西对于你来讲为什么特别的重要？

杨瑾：就是要追求一个新鲜的创作。上海电影节之前，我去了云南，有一个导演他写了一个儿童片，我们公司投了很少的钱，田壮壮导演就去拍。这个戏是在雨林里面，现在所有的重要场景和群戏已经拍完了，里边有小孩在雨林里面历险，他要和摄影师用每个星期六、星期天的时间拍三个月，他们在拍摄过程中遇见各种各样的动物，几十种动物，抓了两米长的蟒蛇，拍完了以后要放掉。这个就特别有意思。

杨瑾执导的电影《有人赞美聪慧，有人则不》剧照

Q：其实还是跟生活方式相关对吗？就是我要这样拍电影去生活，度过我的这些时间和日子，这是导演的选择。

杨瑾：就是用这些新鲜的生活去填充你很无聊的人生。

Q：回到一个最根本的问题，过去这么多年，你觉得对于你来讲，好的电影和你刚刚入行的时候，你觉得你要做的好的电影还是一回事吗？

杨瑾：一样，跟我原来学电影的时候，学成的时候是一样的，没什么改变。我现在经常看我最喜欢的导演金村昌平的片子、布鲁埃尔的片子，我还是以他们为标准。

Q：对于Jacob来说，看了这么多年电影，看完了之后你觉得你所认识的那么多的导演，你看到了很多很多的导演的成长，他们出现的这种变化，是因为他们对好的价值的认同出现了变化，还是说只不过是因为他们在电影的职业的这条路上，他们对自己的一个角色的认同出现了变化？

王庆锵：没有太大的变化。某些程度上，永远是一个艺术家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所以对他来说他什么样的改变，怎么样的从小成本做到大成本，完全是艺术家个人成长的过程。有些人比较顺利，有些人走另外一条路，有些人得到了很大的认同，有些人没那么好运气。

我觉得我做的工作是蛮过瘾的工作，是给我很大的满足的工作：看电影、送电影去电影节，帮他们做一点小小的融资，让他们找到一些成本，达到一些预算。特别是你要把他们的电影送到大电影节，你就觉得那是很高兴的事情。

Q：对于杨瑾来说，现在社会慢慢地在富裕，互联网或者是不同形式的文化和艺术的形式，已经在社会当中互动，比如科技展现文化，所有这些其实都在高速发展。你在做艺术创作的过程当中，这些变化会影响到你的方式吗？会影响到你的技巧，会影响到你对媒介或者资源的选择吗？

杨瑾：

在技术方面，我还是想用普通的摄影机，我也没有想过用拍VR，3D这种。对我来讲2K就行了。我上大学的时候是学习了胶片的洗印、它的特性，装胶片，老师给我们从柯达公司申请了胶片。原来我们学电影的时候，胶片的宽容度是9，那个是特好的数字，电影是7，DV只能容纳三档光圈的量，胶片它的质感还是非常好，我想拍胶片电影。

彩蛋

Q：对于一个青年电影创作者，在学生时期你们会教给他们最重要的一个东西是什么？

杨瑾：原来我也当过好几年的老师，我们有两个课程是最好的，一个就是拉片课，大家看最经典的电影，每个人做笔记，还有一个课程就是讲故事，就是从早到晚大家设定一个主题，大家就回忆咱们小时候的故事，每个人想讲的故事。有些事情你讲一遍你就忘了，但是有一些事情你想跟人讲十遍，你遇到十个人我都想跟你讲这件事，这就是你的电影创作，想跟更多人分享的，这两个是青年电影人咱们要学的。

王庆锵：

我觉得创意是人教不来的，需要你自己去磨练的，你需要看电影，听很多音乐，接触很多层面的艺术，接触很多的人，反正我觉得电影学院能够教的是技术。我以前有学电影的同事，他们觉得最有用的是老师会给他们一本小说，然后要求他们把小说里面的一段拍出来，如果你是做主流电影的、做动作片这些电影的人，特别需要接受这方面的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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