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吴子牛于70年代（吴子牛提供） 当导演系．表演系、录音系和美术系的考试都在紧张进行的时候，摄影系主任和几位教授对着一本照片影集，仔细端详，再三斟酌。影集上贴着四、五十张照片，风景、人像、静物和生活场景抓拍样样都有。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才华卓越、勤奋细致的摄影能手，这是一个少有的前途无量的艺术苗子。 “可惜的是，他的年龄超过规定了。”系主任说。 “超过了多少？不能破一破格吗？”一位爱才如命的教授力争道。 “他28岁了，整整超过了6岁。我们规定是22岁以下。” “可是，这样的人放过去了，以后我们会永远后悔的。” “你敢放宽年龄吗？放宽二个月，就增加考生200人，放宽半年，增加500人，你要是放宽一年，就可以马上增加1000人，要增加多少人才能合法的使他得到考试资格？” “那怎么办？” “怎么办，只能先不让他参加考试，你以为我不想让他进来吗？” “他是什么地方的，叫什么？” “陕西人，叫张艺谋。” 先秦宫阙，盛唐京华，曾经使西安在中国的封建文明史上熠熠生辉。当时称作长安的古都，曾经是唐代远近闻名、繁华熙攘的京城，迎送着来自丝绸之路的商贾和东瀛日本的高僧，成为亚洲甚至东半球的文化和经济中心。但是，近代以来，它却默默的忍受着冷落中的孤寂。80年代以后，西安的历史光彩再度焕发，兵马俑尤其出人意外的是中国新潮电影在此异军突起。《盗马贼》、《孩子王》、《老井》、《黑炮事件》，都出自西安电影制片厂，《红高粱》把华夏西部的瑰丽神话推向了极致。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西安又一次的受到了国内外的瞩目。 但是，人们只知道八百里秦川，莽莽高原，滔滔黄河，提供了第五代导演跃马驰骋的广阔舞台；却不知道，正是西安古城直接输送了一整批第五代电影各专业的年青人才，特别是摄影人才。张艺谋、顾长卫、侯咏、智磊、王小列……在1978年的招生当中，西安是北京电影学院丰收而归的一个重点考区。 这一年，在上海考区，报考导演系的有600人，最后录取6人；而在西安，报考者有400余人之多，仅仅3人中榜，成为幸运的28名导演系学生中的成员，为了这三个考生的最后命运，导演系的权威老教授张客和吴国英特意飞往西安，和主持西安考区的文伦、王心语和司徒兆敦老师一起进行研究，作出“终审裁决。” 这三个人是吴子牛（《晚钟》、《大磨房》、《最后的冬日》的导演）、张军钊（《一个和八个》的导演）和刘苗苗（《马蹄声碎》、《杂嘴子》、《家丑》的导演）。
刘苗苗今天已经是宁夏电影制片厂的总经理了。但她谈起当年在西安考学时的紧张心理时，头上仍旧要冒出一层层细汗。那时，她只有16岁，实在是太小也太不起眼了，被人家当作溜进考场来看热闹的初中生。拥挤的考生都坐在走廊的长椅子上等着叫名字，他们分成不同的小组，先后进考场去做集体小品。刘苗苗也在这热哄哄的人群当中焦急地等待着。只听见王心语老师用像女人一样细气声音喊： “张军剑，张军剑有没有？” 从她身后传来一声洪钟般的声音： “钊！李大钊的钊！” 刘苗苗回头看去，只见身后站起来一个壮实硬朗，身穿洗白了的旧军装的青年，红扑扑的脸上发出油亮的光。这不是一个标准的解放军战士吗？他，就是张军钊——日后执导《一个和八个》的导演。 “吴子牛，吴子牛到了吗？” 一个中等身材的青年从她的前方站起来，答应完了之后，那青年回过头来看了看周围的考生，一双阴郁的眼睛里藏着不动声色的机警。他像一头躲在密林深处等待出击的野兽，他会一连好几个小时一动不动地匍匐在草丛里静候，可是当他发现目标和机会到来的时候，他会像箭一样的飞射出去扑向食物，并且不会留下一点残渣和骨头。 刘苗苗细心地观察他，发现他穿的衣服太旧，太破了。裤子后面还有一个小小的洞。但是她从这个人的奇特的眼神中看出，这一定是个经历非常复杂的人，因而他是考场上的一个可怕的对手。 是的，小姑娘刘苗苗看得一点不错，吴子牛是一个在碱水里泡三遍，开水里煮三遍而依旧倔强地活下来的硬汉子。磨难使他对人间的公正和同情不存分毫希望，如果这次能考取，倒让他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似的。他是抱着“冷眼向洋看世界”，再试一次的态度来对待这次考试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