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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壮壮，1952年出生于北京，1982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所导作品有《红象》、《九月》、《猎场札撒》、《盗马贼》、《摇滚青年》、《大太监李莲英》等，曾获日本国际电影节、夏威夷国际电影节、美国芝加哥电影节、瑞士三大洲国际电影节、新加坡电影节等多个影展的最佳导演及最佳影片奖。 中国电影第五代的著名导演田壮壮有10年没有拍过电影了，几年前，北京晚报请田壮壮来做“名人热线”时，就听田壮壮说起过他要拍的电影。直到今年的《小城之春》问世，我们终于看到了田壮壮内心积储的创作激情。田壮壮一直是一个低调的人，他的个人经历和近10年对电影的沉思默想，让田壮壮在行进的人生中，保有随意、平和的心态。那时来到别人的拍摄片场，田壮壮说，那种感觉就真的像回到自己家里一样。 记者：大家都很关注你息影10年出山后重拍的《小城之春》，我在网上也看到很多有关你重拍的理由。但除了作品的因素外，我想知道是否有你个人的原因？ 田：首先我想更正一个说法，现在有的媒体说《小城之春》已入围戛纳电影节了，其实我刚刚才拿到审查通过令。在此之前根本没有外国电影节的选片人来看过，所以这项工作从现在开始才刚刚可以开始操作。我不清楚这些消息从何而来，所以希望你帮我们澄清一下。也许有些人认为我们这些导演拍这样的戏只是为了参加国外的电影节，其实社会发展到今天，这些空穴来风的宣传只会引起人们的反感，影响到这部电影的发行。 一个导演选择作品的动机不外乎三种情况：经济收入上的考虑、工作的惯性、对题材的偏爱痴迷，这三种情况我都经历过。《小城之春》应该说看了很多遍我都没有一点要去重拍的念头。1999年、2000年，一会儿是千禧年，一会儿又是新世纪，全世界都闹闹哄哄的。我当时正好去东京见吴清源。87岁的老人说新世纪是一个“合”的世纪，世界将会安静平和。当他说这些的时候我忽然从拍摄的思维中跳了出来，因为世界正在发生着科索沃、车臣等宗教之间的战争，我不认同他的观点。但却忽然对刚到来的新世纪的未来有了一种很惶恐的感觉。这次回来后，一天，我又看了一遍《小城之春》，当时我就在想这部戏应该可以再拍一次了。其实就这么一瞬间萌发了重拍的念头。 记者：重拍《小城之春》，是你心理上的一种需求？ 田：可能吧，也可以这么归纳。还有一种潜意识里的想法就是不想再给别人添麻烦。这10年来，我去片场的时候内心都很悲哀，毕竟是干这行的，看别人忙碌，心里的滋味只有自己明白。现在已经是四五十岁了，我再拍片子就不想再给合作者、投资方等方方面面添麻烦了。 记者：在你的这部电影里，我没有看到时下正当红的明星，这和创作的需要有关呢，还是和你的个性有关？市场因素的考虑在你的创作中占多大的分量？ 田：当时有两个方案，一个是现在这个低成本的，还有一个高成本的全明星方案。我认为明星之所以为明星是他的个性美造就的，反过来讲，如果所有的爱情故事都由大家熟悉的面孔去演绎的话，就会少了一份新鲜感。我们考虑市场当然是全球的市场，但国内有境外影响的明星就这么几个，对这部戏而言，年龄都有些偏大，年轻一点的似乎又不合适，其余的偶像派明星出了国就不是明星了，所以，最后定下了这个低成本的方案。另一方面这部戏我想安安静静、从从容容地去拍，听说有的明星片酬是以小时计算的，我也伺候不起啊。坦白地说，这部戏要重拍的时候我并不是很清晰，需要在整个拍摄的过程中去搞明白。我希望这个剧组就像个家庭一样，做事情我不喜欢用金钱来决定每个人的行为，所以，这也和我的个性有关。 记者：所以，“浮躁的人不要去看《小城之春》”，你的这句名言现在好像是这部电影最有影响力的标语了。这在注重结果的当代人眼里是不是有一种“叫板”的意思？ 田：其实这句话不是我说的，是李雪健说的。我和雪健是要好的朋友，他病的时候，电影快开拍时我去看他，他对我说：“其实我这病，病得挺及时的。”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我这一静下来细想，其实我最近拍了很多滥戏，我是一个不会拒绝的演员，我自己原来最可贵的东西全丢完了”。后来在拍这部戏的过程中我把他接到太湖边住了几天，当时看样片的时候，他说很想看看以后的完成片，后来看了对白双片后，他和别人聊天时说：“这个片子心情浮躁的人是看不了的，要用心去体味。”有一次，一帮记者来的时候我把雪健说的话转述了，结果记者们写的时候就把出处省了，安在了我的头上。还有一句更有影响的名言，“电影是拍给下个世纪的人看的”，其实当时有一个人对我说有一电影他很喜欢，可是就是看不懂，我说那是拍给下个世纪的人看的，那句名言就是这么出来的。 记者：你重拍《小城之春》，也是出于对费穆的景仰之情。 田：对，以前拍电影没有人教我，拍《小城之春》的过程却是费穆一点一点教我拍的。这个过程让我觉得特别过瘾，费穆是我的老师。当你拍了一段时间的电影，你会突然觉得在创作中有很多的困惑还根本没有解决，我拍《小城之春》时，研究费穆，研究费穆的作品，研究他的拍摄方式，3个月的拍摄再创作的过程，对我来说那种来自心灵的困惑，我每天都要看费穆的东西来找答案，我想他当时怎么就把它解决了呢，我能感觉到在我的心里和他有一种冥冥之中的沟通，这种沟通的快感是任何人也品尝不到的。 记者：说起师承关系，你走上导演这条路是受家庭的影响吗？ 田：其实是生活所迫。我们家从小就给我灌输干这行不好，想让我当工程师。我在部队学照相，复员回来后到农影厂学摄影，我特迷恋摄影，后来我又被分派到了大寨。后来电影学院招生了，我去考摄影系，但年龄偏大，就考了导演系，我拿到录取通知书时，我还根本闹不清导演是干什么的。多误会的一场戏呀。 记者：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面对越来越多的进口大片和分类越来越清晰的电影市场，你作为中国第五代的著名导演，认为中国电影特别是商业电影应该做那些改进和调整？ 田：现在舆论上批评第五代导演的说法很多，其实不是没有道理，我们返回头再来看当时第五代的作品，就会觉得我们的第五代导演确实值得集体反省。中国加入WTO，随着电影政策的放宽，观众会看到越来越多的进口大片，其实加入WTO对中国电影而言，就像应了钱钟书先生的那句名言，城外的人想进去，城里的人想出去，WTO推倒了那座挡着的城门，我们不必担心，推倒了这座城门，我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随着市场资本化的有序发展和完善，艺术、个性、文艺电影就都会在市场流通。我们需要加强电影的品牌意识和电影在我们生活中的位置，其实商业电影就是品牌电影，冯小刚拍贺岁片，他已经成了一个品牌。成龙是品牌，美国进口大片就是美国八大公司的品牌，我们平时爱看赵本山、陈佩斯的小品，这就是被大家公认的品牌。你能说《走出非洲》、《廊桥遗梦》是商业电影吗，商业是品牌，只有经营品牌，才会有商业电影，我们现在的电影市场操作就非常忽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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