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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越位”
我这一“搅和”就变成了拿摄影机、拿画面讲故事了。
记者：我有个疑问，当初你在电影中“搅和”的成分有多大？
张艺谋：很大，很“越位”。《一个和八个》是我们从电影学院毕业拍的第一部片子，导演军钊是个“老好人”，听取采纳了我们很多建议，我们愣是把它拍成了一部以摄影为主的电影，在影坛引起很大的震动，震动之后它一定会影响我们这代的创作方向。后来《黄土地》也延续了这种风格。本来凯歌、壮壮他们也许会像侯孝贤《童年往事》那样讲一种以人为本的故事，我这一“搅和”就变成了拿摄影机、拿画面讲故事了，也是拿形式讲故事、拿造型讲故事，而不是拿人的气质、人的生活、生活细节讲故事。
谈《英雄》
我知道人家要“灭”我，可我也知道《英雄》的票房是中国电影有史以来最高的。
记者：在第五代早期作品中你只是担任摄影师。
张艺谋：对，《一个和八个》剧组里我和肖锋是摄影，何群是美术，军钊是导演。这三个搞造型的聚在一起，当然会对导演造成相当的挤压。又是老同学，谁听谁的才不管呢，把军钊说糊涂了，就变成了一个讲造型的电影，一个炸弹。我认为当年拍个什么都是个炸弹，那是一个需要炸弹的年代，这个炸弹一出来、一炸，把很多人就炸得有点儿懵。那时没有功利心，就是为艺术，“第四代”学长们的影评带动了舆论界，他们一致欢呼，一致地把我们上升到一个理论的高度，闹得好像成为一个潮流了。
记者：《英雄》有很多人不喜欢。
张艺谋：当然是众说纷纭了，我觉得有一度媒体那些文章特别像文化大革命。
记者：是不是你觉得电影以外的东西太多了？
张艺谋：我知道人家要“灭”我，可我也知道《英雄》票房是中国电影有史以来最高的。今天总结，《英雄》当然有很多缺点，我自己不认为它是一部完美无缺的电影，但最重要的是我做了一件事件，这件事情一定是做对了：就是如何让观众不看小屏幕，要看大银幕，张扬视听魅力。这一切都做到了。
记者：自从你当了导演，除了《红高粱》，像《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都比较冷。
张艺谋：也不是。我觉得这两部影片是批判现实主义的命题，在那个时代是主流，后来拍了一些讲人间感情的东西、拍一点人间冷暖的故事，这也是一个阶段的选择。问我个人喜欢什么，我还是喜欢批判现实主义的题材，它所产生的悲剧感是艺术中最有力量的。我比较迷恋悲剧，有批判感的主题。
记者：为什么不去表现你自己身边的生活？
张艺谋：我拍农民也不是我刻意的。我后来觉得，距离产生了一种认知，就是说当我们去拍农民的时候，这个距离就是城里人和农民的距离。拍身边的人会有相当的难度，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身边的事情和身边的人是非常现实的。很难拍的原因就是这个空间太小，拍农民的空间要比拍城市的空间大一点，拍历史的空间要比拍现实的空间大一点，没有其他原因。
谈巩俐
我演《古今大战秦俑情》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能和巩俐在一起。
记者：除了当导演拍戏，你还主演过电影。
张艺谋：(当)演员我不行。
记者：演戏好像不是你的本意啊？
张艺谋：每一次都不是。我演《古今大战秦俑情》的目的是什么？很简单，根本不是为了挣钱，因为那时给钱很少。原因是我正在闹婚变，我和巩俐的事曝光后，全国都在沸沸扬扬地讨论我的离婚，在很多人眼里我是陈世美，我没有一个地方能钻。那时没钱，不可能去开旅馆，就是想找个地方，有个相处的空间，我不知道怎么面对这个世界和大家的目光。这时韩贝珠(《秦俑》的老板)让我跟巩俐去演部戏，我第一反应就是接下来，这样就能有一个公开的空间，俩人能在一块儿，避开外部世界。完全是因为这个我接了《秦俑》。虽然不喜欢，但能和巩俐在一起。那时我很看不起商业电影，觉得跟艺术差太远了。演完后配音我都没去。
谈造型
我基本上把电影分作“打造型的”和“不打造型的”。
记者：《红高粱》是你最喜欢的吧？
张艺谋：是，那是第一次。
记者：《大红灯笼高高挂》视觉上的爆发力，应该是你早期电影最完整的体现吧？
张艺谋：是。我基本上把电影分作“打造型的”和“不打造型的”。拍《活着》的时候我说“不打造型”。《秋菊打官司》和《一个都不能少》是打造型的，是打一种纪录片的造型，用一种纪录片的造型去拍，每一个画面都强调纪录片的特点。
记者：很多人认为《秋菊打官司》不是打造型的。
张艺谋：它打得很极致。不打造型的是哪些，我给你算算啊：《活着》算一个，《幸福时光》最典型。
记者：《我的父亲母亲》呢？
张艺谋：是打造型。
记者：拍《我的父亲母亲》有什么情结吗？
张艺谋：我父母不是“右派”，我没这个经历，纯粹从故事的角度去想。我的目的就是让爱情有一个障碍，我找到了一个“等”，就找了“等”的视觉语言。 上一页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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