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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英雄》失意奥斯卡后，张艺谋就以筹划新片的名义，消失在媒体的视野之外。而日前，张艺谋在位于北京南三环的工作室内，吃着10多元的盒饭，接受了《看电影》杂志长达3个小时的独家专访。
谈心态
这种职业没有任何特别之处，只不过太受媒体和大众的注意。
记者：贾樟柯曾说有机会要当面向你请教些问题。
张艺谋：第六代导演我比较欣赏贾樟柯和路学长。这两个人心态都比较好。不急不躁，做自己的事情，比较稳。
记者：心态很重要吗？
张艺谋：拍电影就是慢慢调整，我自己也是慢慢调整，这种职业没有任何特别之处，只不过太受媒体和大众的注意，其实是很普通的东西。尽量别把自己伟大化，觉得自己的职业特别崇高，能影响多少多少人，还是要以平常心看待电影创作。
记者：你的意思是？
张艺谋：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电影类型化、行业化之后就比较简单了，中国长期以来就是类型不分，用艺术片或者商业片简单来分不科学。我去台湾的时候问侯孝贤怎么评价《英雄》，他没说喜欢或不喜欢，只说这是主流类型的电影，标志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电影的强大。主流是在大院线放的，是给大部分观众看的，侯孝贤说自己的电影可以统称为“研发类”，是为了刺激主流、让主流更强大。我跟他开玩笑，你研发这么多年，什么时候拍一个主流，他讲：“我每一次都想拍主流，每一次都信誓旦旦地下决心拍商业电影，可拍着拍着就研发了。”我觉得他这个分类的感觉和认识非常好。
谈阴影
我不觉得电影学院是我能进的学院，我觉得它更像一个贵族学校。
记者：想了解你经历的一些事……
张艺谋：这是我最不擅长的话题。
记者：但对读者了解你的电影有帮助。
张艺谋：其实我们这一代人，就是“文革”后上大学的这一代人经历都差不多，没有特别神秘的地方。我一点都不特殊，我在西安长大，上小学、上中学，然后“文革”时分配到咸阳，不对，是先到陕西插队，在关中乾县，后来抽到国棉八厂干了7年，然后上大学。小时候我很内向、很自卑，偶然知道了家庭的阴影。
记者：印象一定很深吧？
张艺谋：那是小学一二年级时，有一天我在床底下玩，翻出一个国民党的军扣，青天白日的，我很紧张，也很震动，拿着这个扣去问奶奶。奶奶一把抢过来，训斥我：“在哪儿找的？”奶奶的口气很紧张，我立即就不问了。我知道我们家一定有问题，我相信这一代人如果他们在一瞬间了解到家庭的背景，很多人的体会都是跟我一样的，心里突然有种压抑的东西、一个禁忌。
记者：在这样的压力和阴影下，你形成什么样的自我意识？
张艺谋：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我们今天都会很超脱地去看那个历史时期。我自己经常想，那些年轻的学生右派，他们难道没有才华？等到改革开放之后，他们已经跟不上趟了，这就是历史悲剧，所以你要问对我的影响，我倒不去咀嚼这东西，不觉得它们有什么特殊的地方。进了电影学院，我发现同学大多是电影或艺术世家子弟，像我这种从外地来的很仰视他们，我不觉得电影学院是我能进的学院，我觉得它更像一个贵族学校。
谈动力
我不敢说自己是中国最好的导演，但我一定是最勤奋的导演。
记者：真的很仰视吗？
张艺谋：是，包括对(陈)凯歌、(田)壮壮，我都仰视，我觉得他们很有才华和魅力。至今我都认为，自己能有今天是很不容易的，有很多巧合偶然，所以至今这都是我工作的一个动力。我不愿意耽误时间，不是为名为利，像我这样经历的人，没有几个能像我这样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而且得到社会和大家的认可。直到今天我都觉得不容易，怕浪费时间。我不敢说自己是中国最好的导演，但我一定是最勤奋的导演，我不能让自己停下来。这是打小来的一种习惯，我不会享福，你要是让我专门去吃喝玩乐，我不舒服。
记者：当时你喜欢摄影还是画画？
张艺谋：最早是喜欢画画。
记者：受什么影响？
张艺谋：是偶然，我没有接受任何正规训练，就是小时候图画课画画得好，后来经常给班上写板报，文革时，白天晚上不睡觉地写大字报，办板报，很锻炼人。
记者：那时代有头脑的人都学画画和唱歌。
张艺谋：那个时候文体异常发达，要不打球、唱歌、跳舞、演节目，要不就是画画、办黑板报、办大批判专栏。文体能给我出路，那个时候单位都需要文体人才，我篮球打得不错，在厂队打了7年主力，打球可以发点儿衣服、拿点儿补助，最重要的是可以经常不上班，要不是会打球我就不会被招工，为什么？政审过不了关！当年国棉八厂招工，有一位叫王闰芝的工会主席负责招工，目的就是找一些文体人才来活跃职工生活，他问我会什么，我说会打球，他说，咱们打一场！打完后他就给了我一张表，你去体检吧！我就这样进了国棉八厂。这一切非常偶然，包括后来上电影学院。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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