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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郑副部长，电视剧《走向共和》宣传册上有这样一句话，“1999年4月，湖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佳明将这一题材电视剧定名为《走向共和》”。在4年前的1999年，就提出制作“走向共和”这样的主题，您是怎样想的?
郑佳明：《雍正王朝》播出之后，反映不错。而我们(包括刘文武和罗浩)对《雍正王朝》的题材还不满足。“雍正”是在封建体制内部折腾，戏的主线是他如何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那部片子表现的思想和故事，都是旨在对封建制度改良和完善。“雍正”为了“大清的江山”，一定程度上实行了“民本思想”，民本思想是封建主义能够达到的极限，也是《雍正王朝》在思想性方面的局限。我们希望新的创作，不仅是历史的，也是时代的；不仅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不仅是内部改良的，更是制度转换的。应当讲，中国近代史给我们提供了极其丰富的素材和题目，关键是对课题的发现和把握。我们瞄准了清末民初这个”大变局”，这个“转型期”，思想定位于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酝酿、展开、失败、再探索的历程。
记者：任何历史的再现都只能是“此时当下”的解读。对于同一段历史。我们在2000年的解读，肯定与上世纪60年代有不同，甚至有大大的不同。今天很多老百姓心中的李鸿章仍然是个卖国贼。而《走向共和》对他的刻画，很有“颠覆”的意味。
郑佳明：不仅仅是李鸿章，包括慈禧、袁世凯的定位，都是严肃的挑战 我们从一开始就要求自己，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史学成果为依据，特别重视近20年的新成果、新结论。问题是学术界仍在讨论之中，用谁的。不用谁的，我们必须自己拿主意。对这几个人，我们总的想法是，第一，尽量把他们放回他们所处的历史条件中去(列宁说，这是马克思主义对历史人物评价的绝对要求)，也就是说尽量靠拢(不敢说还原)历史；第二，把他们还原成人，而不是简单的脸谱；第三，历史的局限性、环境的复杂性、人性的脆弱性形成人物的多重性格。
就李鸿章、慈禧、袁世凯的形象塑造，我们剧组有一个观点，就是卖国和误国的关系，不但要诅咒卖国主义，而且要批判误国主义。爱国与一个国家的强盛关系密切：“财大气粗，人穷志短”嘛!误国，也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事，误国不能说就是翁同稣一个人，也不能说就是清流派的事，甚至也不能简单地说是慈禧的过错。误国实际上是怎么回事呢?是一种文化、是一种体制、是一种制度的失败。所以要从体制上、文化上改造。不从文化上、体制上改，光是换人，最后连卖国都没有人去卖，还非得他去卖不可。从这个观点出发，人物就活了，就是人物不再脸谱化，他们都是非常生动、非常丰富的人，也都是尽力而为的人，对吧。拿李鸿章来说，他是清王朝当时的重臣，他深得封建朝廷的官场三昧，也通晓封建文化其中的精髓，本质上是封建主义官僚。
在统治集团中，他的眼界最开阔，通晓“洋务”，务实干练，为挽救清朝危局，贡献最大。然而甲午战争他有过，马关条约他有罪，归根到底是谁之过，谁之罪?是封建主义制度，是专制带来的愚昧和落后，是腐败带来的腐朽。李鸿章的悲剧是清王朝的悲剧，李鸿章的命运是清王朝的命运，“无可奈何花落去”，这样能干，这样爱“大清”国，忠于清廷的人，都无法再来“裱糊”这座风雨飘摇的房子了，清王朝与封建主义制度气数已尽。
对慈禧和袁世凯也不能简单化。我们主张写一写清末新政。写了这一段，戏就不简单了。清末新政是我们过去不愿意承认的。那是一个顽固派为了巩固大清王朝进行的最后一个十分被动的“改革”。清王朝最后的这些统治者都是极端腐朽的地主阶级的代表，他们的“改革”动机是不好的；然而，即使他们是腐朽的，在一个王朝的生死面前，他们选择了生，这是有利于当时国家的。清末新政的改革，在规模、深度、广度、力度上都远远大于夭折的戊戌维新。袁世凯在清末新政中有好的表现。这个人在当时的清朝政治集团中，一方面他很开明，他受到李鸿章很深的影响，他不昧于时事。第二，这个人是有能力、有魄力的，他也有政治上的远见，有自己的政治思想观点，他最后的一步棋走得很差、很臭，是他生涯的败笔、事业的败局。这是个制度的遗憾，观念的遗憾，文化的遗憾。是封建专制主义的回光返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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