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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文是非常令人瞩目的。最近，更准确地说，他一直是曝光率很高的电影人。这半年先是《寻枪》公映，又主演《绿茶》，再是他曾去“靖国神社”的事儿。反正都是围绕他的电影展开的新闻。 演戏我喜欢 记者：你的电影很有颠覆力量，你演戏就有点浪费了。 姜文：那不会，我喜欢演戏。说句难听的话，演戏可以挣钱呐！我导戏基本是赔钱。而且我导戏损伤挺大的。拍完新戏以后将近两年的时间我感觉不太正常。我家人都有这反应。（我的脾气）很狂躁，跟这片子通没通过没有关系，我是指整个看待世界的眼光。我原来以为我梳理好了，可以放下了。现在好多了，通过拍《寻枪》，逐渐让自己快乐起来了。 记者：你曾说要保持独立的思考。 姜文：关于独立思考，不会是哪个人说的，原本在你的躯体里，它有在你的思想里、心灵里遨游的权利，如果放弃这个，是你的悲哀。谈不上追求，这是最基本的。我觉得人应该有这个权利，稀里糊涂放弃了或者说没有了，那是很大的悲哀。 记者：在一些电影中使用黑白胶片和唐山话是不是在寻求创新？ 姜文：电影的不同有很多方面，不仅仅在黑白胶片或者用什么样的语言，其实用什么样的语言不是我的创意，本来电影、话剧在表演上就强调真实性，某种语言不是在于口音是在于操这种语言的人有不同的思维方式，这是重要的。口音本身没什么重要。对我来说，“新”就不在这儿，电影就是彩色、黑白的，这是正常的，口音就是各式各样，我演的好几部片子都是外地口音。我们看英文片只是听不出口音而已，包括《茶馆》也是北京话，你只是觉得它像普通话而已，其实它也是方言。王利发不是北京方言就很难展现了，那就是另外一套戏了。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下，口音成了内容，黑白也成为了内容。 记者：从《鬼子来了》到《寻枪》，可以看出你有一种尚武的精神。 姜文：这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我不能肯定这两部戏体现了我有自觉或不自觉的想法，但是你这样提出来，会让我思考这个问题。 记者：这种尚武精神和你的少年经历有关系吗？ 姜文：这对我是一个新问题，我得仔细想想才能告诉你。我想任何一个人的思想形成和他的经历生长背景都有关系，这是不可否认的。但问题是同样的生长背景和经历会产生不同的思想，不能简单地这么说。 最近关于姜文到靖国神社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其实这件事在去年姜文接受影评家程青松的采访时就坦率谈过：“我没拍《鬼子来了》的时候，我去了趟日本。看靖国神社，还到一家卖武士刀的店里去，店里有把400年的刀，我特想买。但它是文物不能卖。陪我去的是个叫山本的日本人，晚上吃饭他问我，你为什么对那把刀感兴趣？我说，这把刀给中国人带来了恐惧，直到现在。摆脱这种恐惧的最好办法就是把它攥在手里，跟我的手合一，属于我。” 《毛选》很深入浅出 记者：你现在看《毛选》，是不是借鉴毛主席观察时间和表达时间的方法？ 姜文：我再重新看《毛选》的时候发现他老人家文笔很好。这个大家都知道，但他是说话写文章深入浅出。你看《论持久战》，他也是深入浅出来谈。而且，毛主席把战争当三部戏来说：第一阶段，演员演得怎么样会怎么样；第二幕怎么样，怎么样……我想，毛主席能用戏来写《论持久战》。 记者：我们可以把领袖当导演看。《毛选》里的文章，幽默俯拾皆是。 姜文：是啊。我想到有一些文章或有一些作品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呐？是深入浅出！那往往要做高深状的人啊，他可能是浅！他浅，他没办法，所以就故弄玄虚！其实他傻！他明显暴露他底子薄！其实我看《毛选》这点特别好，他不是脑子转了一个圈，是转了七八个圈儿，完了他就用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告诉你。 记者：很多电影，其实是很简单的事儿，让他们一弄就很肉麻，还云山雾罩的。 姜文：咱就都别装了。另外，你刚才说颠覆的力量，其实那是一个境界，我觉得我没有达到。当然，你要说跟以前的（电影）比，我觉得我比他们强一些。他们说的还不是自己的话。他们想装愣，在槽子里装愣。 希望有《电影法》 记者：有一本关于第六代导演的书，《我的摄影机不撒谎》，其中也有采访你的内容，书的作者说“除了书中的第六代导演，其他导演都是在撒谎。” 姜文：这句话和我没有关系，是作者说的，你应该问他。 记者：第六代很多电影没有通过审查，我们是不是应该有《电影法》？ 姜文：你这问题说的更对，这是症结，所以希望有个法律，这大概对未来的（电影）创作有好处吧！因为有很多人不知道我们没有《电影法》，经常是摸着石头过河，给很多创作带来困难，片子不小心就会掉到泥潭里。我不愿意用第六代这个词。我觉得贾璋柯、娄烨、路学长这三个人的作品我都看过，很了不起，都很年轻，都是上世纪60年代的人，贾璋柯是70年代的，片子拍得很有味道。我希望这样的情况赶紧过去，看有什么样的办法让一些好导演的片子跟观众直接见面，因为我相信这些人也不想把片子拍成谁都看不成。 记者：曾听王小帅说，如果必须妥协他的电影才能公映的话，他宁愿不公映。 姜文：那是他的回答，跟我说这几个人出色没有矛盾。无论他怎样回答，这几个人仍然出色。 记者：你觉得电影审查是不是比以前更严格了？ 姜文：我很难回答这个问题。《阳光灿烂的日子》和《鬼子来了》都有审查不能立即通过的问题。《阳光灿烂的日子》也是一年多以后才放的。我个人的愿望是《鬼子来了》早晚还是可以放的，我觉得没有那么大的问题。 艺术家和社会要有一定距离 记者：有人这么看姜文，觉得他霸气十足，有人觉得你有点“浑”。不过有高人说“一个好电影的成功，是由一个混蛋的性格决定的”。 姜文：“混蛋”这两个字，我也认同。因为我当时拍《阳光灿烂的日子》的时候，我就挺混蛋的。 记者：这很像好莱坞的马丁·斯科塞斯。 姜文：我受他的影响很大。我喜欢他的片子，没事儿的时候我会反复观看《愤怒的公牛》过过瘾。我拍《阳光灿烂的日子》之前和他见过面，我想听他的意见。我说这能拍吗？他说，好啊，全世界的小孩都这样。他对我说了一句话就是：干，干！ 记者：马丁·斯科塞斯的电影都很经典，《出租车司机》、《愤怒的公牛》等。你理解的经典是什么？ 姜文：过了多年之后，重新洗牌的时候被清出去的可能是当时很轰动的、特别时髦的东西。当时并没有那么响的，比如费穆的《小城之春》是经典，但当时最喧闹的不是它，可能是《乌鸦与麻雀》、《一江春水向东流》。《小城之春》是远离了政治气候，而且它是在国共两党打得最厉害的时候，写人的内心的。历史总要过去，就像世界杯，过两个月就不记得了，最热闹最惹眼的事儿可能在历史上不是最重要的事儿。 记者：你觉得你演出和导演的那些片子可以写入经典？ 姜文：我当然希望自己所有的片子都载入电影史，但那是不可能的。就是费穆自己也不会说《小城之春》是最好的，他也不可能想到这个，想到这个他就拍不成了。他的心特别静。一些作品喧闹一时，最后进入垃圾箱的根本原因在于这些创作者心不静，有很多杂念，扰乱了他把片子拍好。 记者：这和浮躁的社会有关系。 姜文：社会从来就是浮躁的，艺术家要和社会有一定的距离。我相信曹雪芹和当时的社会是有距离的，不然写不出《红楼梦》。不是说很不关心社会，而是必须有一个距离才能真正进入更深。社会永远都是浮躁的，你不能要求社会那么完美。现在不是最浮躁的，以前也不是不浮躁的，为什么像海明威、左拉、雨果能被人记住？他们都带有距离。 记者：你在刻意保持这种距离？ 姜文：我觉得人没法刻意，人的本性难移，跟生活环境、跟接触的人有关系，太刻意了不行。 记者：你怎样看待韩国电影的崛起？ 姜文：韩国确实是个奇迹，那么小的国家，加入世贸以后，见过观念性的调整，居然能抵住了好莱坞，不但抵住了，而且在好莱坞不断涌入的前提之下，迅猛发展了自己的电影。虽然是奇迹，我仍然认为韩国人能做到的，中国人也能做到。挺好，有这么一个先例摆在那儿。 记者：有人说，这和韩国人的刚烈性格有关？ 姜文：这是一方面。你不能说中国人不刚烈，要有关键的时刻、关键的人物去做。 记者：听说韩国人买了《许三观卖血记》的版权，点名要你干。 姜文：他们想把它改成韩国人的事儿，这都是（小说作者）余华告诉我的。 记者：那有问题，许三观是中国人的故事。 姜文：那拍得了吗？你想想。 采访结束，姜文要去接女儿，我们和他商量，要他和女儿一起出镜，肯定很有意思，姜文说，算了，我不想让她被很多人认识。姜文的女儿叫伊朗，又说叫一郎，这名字真是阳光灿烂。问姜文女儿多大了，他骄傲地伸出五个手指。一个男人最伟大的作品一定是自己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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