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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寒料峭中走过舞蹈系对面草坪上人们搭起的和平营（Peace Camp），去看本学校第一届“国际纪录片节”——一法律系二年级学生耗时两年出资筹办。废寝忘食的两天，看了10多个国家的37部纪录片。 在歌舞升平的好莱坞电影中难以寻到“9·11”带给这国家的阴影，有5、6部纪录片不约而同在讨论“9·11”带来的伤痛，反思政府政策，拿布什开涮。银幕上花环肃穆，四处是悲痛欲绝脸孔。附近几个美国老太太抹起眼泪。 部分纪录片关注边缘群体，偷渡来美却被关押一年多的孩子，穷苦喧嚣的印度车站，墨西哥自卫的民间武装……最煽情的当属一群时常来美国舞蹈演出的巴勒斯坦孩子。他们生长在难民营，在纪录片拍摄时第一次回到被以色列人占领的已成废墟的家园。难民营拥挤破旧，一个医生给一万人看病，24位老师教着1200名孩子。一男孩说：犹太人住过集中营，他们最终回到自己的家乡，不知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回去。另一男孩说：我对很多人说过我们的情况，可是生活没有任何改变。我长大了要作新闻记者，让全世界听到我们的声音。 那声音微弱到可以被忽略。一美国朋友说她儿子曾去过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发现美国新闻媒体失实报道误导大众——美国媒体被犹太人控制。《东方学》作者、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讲述了巴勒斯坦人被损害的历史，他便被指控卷入巴勒斯坦解放运动太深。很多时候我们谴责巴勒斯坦的“人体炸弹”，却忘记了悲剧根源。某种程度上，犹太人将二战时所受苦难加在巴勒斯坦人身上：逐出家园，武力屠杀……也许是不大冷静地在观众评分单上给这部《IBDAA的孩子们》唯一的满分——它也果真是观众票选最佳纪录片。 深夜看完纪录片回家，有人在电话里提醒我次日的智利乐队Inti-Illimani演出。Inti-Illimani是艾马拉语“太阳·山端”之意，迷醉世界听者36年，在南美乐队中首屈一指。传承安第斯音乐传统，8个人演奏30多种管弦和打击乐器。吉他、竖琴、小提琴、萨克斯和各种笛、鼓……舞台灯光鬼魅，众人时而欢快演奏，时而低沉回声，生命原始活力在此跃动，挣脱束缚畅享自在。与维姆·文德斯音乐纪录片《乐满哈瓦那》中做梦一样登上纽约卡耐基音乐厅的古巴音乐家如出一辙。这种音乐在CD里都显得激情不足，如同何勇的《垃圾场》。有观众用西班牙语欢呼，台上也积极呼应，一时间气氛沸腾。 8个人相遇在上世纪60年代智利的圣地亚哥技术大学，准工程师们玩起了音乐且成为南美土著民族与世界的纽带。30年前乐队正在欧洲巡演时，智利上演了一出“9·11”悲剧。1973年9月11日，智利总统、社会主义者阿连德被尼克松政府支持的反对者围攻自杀，皮诺切特开始恐怖独裁政体，成千上万人被折磨致死，政局陷入混乱。这些年轻音乐家发现一夜之间他们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艺人”。此后14年，意大利成了他们的流亡之家。1988年，他们首次回智利演出，在圣地亚哥体育场，15万观众为他们每一首歌疯狂吼叫。三年后，他们终于可回归家园。如智利诗人聂鲁达所写，“流放的人在这里停下：变成岩石，在祖国安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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