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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艺谋的《英雄》上映后议论蜂起，正反方、骑墙派大鸣大放、畅所欲言、互相缠斗、难分难解，一时间“天下”大乱，好不热闹！其实评价《英雄》应该是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情，用“武侠片”的标准去衡量就是了。之所以有众口不一说《英雄》这个局面，就在于各人的评价标准不同。世上本无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鉴定《英雄》自然难免众说纷纭，最好的方法应该是个人志趣至上随心由性观察明辨，每个人在混乱的局势中总能看到自己可以接受的《英雄》“真相”。
拉开批评《英雄》序幕的是影评人尚可《刺向〈英雄〉的一剑》，文章针对电影主题“奴性的伸张和复辟”加以批判，明确了反“英”派的基本立场--对尚可的论点，笔者个人大都同意，所反对的是尚可作为资深影评人犯下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他指出“《英雄》的视觉效果有点好莱坞A级制作的水准”的同时断言该片“看上去更像《珍珠港》之类的烂片”--这样说就很难令人接受了！在网上常能见到影评人们将好莱坞电影冠以“烂片”之名（还有说“大烂片”），似乎在这些人看来，评价一部好莱坞商业大片只要这几个字就够了，这实在是一种粗暴、野蛮、不负责任的态度，从如此的认识高度看去，恐怕大多数好莱坞商业片均要遭到棒杀。 作为享有世界声誉的中国电影视觉大师，张艺谋一向贡献卓著，业绩不容忽视，纵观他所有作品，无不具有养眼特征，或赏心悦目或惊魂动魄，画面造型绝无草率之笔。盛赞《英雄》的一方即为张氏灿烂电影景观的崇拜者，君不见他们津津乐道“黑、红、蓝、绿、白五种色调”是多么的绚丽缤纷，“棋馆厮杀”、“黄树林决斗”、“九寨沟湖面对打”、“剑穿笔身”段落是何等的精彩绝伦、弘扬了民族文化么？！他们据此痛斥《英雄》主题思想的批判者，指出看电影不可别有用心、无限上纲，《英雄》只是商业片而已，本未承担厚重意义。 ——其实反驳他们也并非难事，找出《英雄》开镜前后的相关报道，就能知道导演张艺谋是否注重电影意义：据报道，张艺谋说他这部武侠片不同于大家往常看到的一般意义上的武侠片，而是真正“壮怀激烈”、“慷慨悲歌”的片子，张艺谋企图塑造武侠片电影中前所未见的大英雄：王--这个人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武力，并胸怀伟大到超乎世人想象的侠义之心。当然因为《英雄》粉饰“王道”致使批评“英雄”的之声四起，张艺谋本人对“英雄主题”已经不再多提了，他转而强调本片是“商业片”，重在“娱乐”并无“深意”，并对众多“无限上纲”的“灭人式”批评表示愤慨强力谴责。既然《英雄》的拥护者和导演本人都声称电影是商业娱乐之作，那么我们就从商业娱乐片的角度对《英雄》做个评价。 首先我们要确立评判标准，客观而言，武侠片的行业标准只能到香港电影那找，因为武侠片是在香港成长完善起来的类型电影，这个是事实。内地武戏则偏重文以载道、寓教于乐、高唱主旋律（此乃创作环境使然），弘扬爱国主义的《武林志》、透视东西方文化冲突的《神鞭》皆为例证，内地武侠片在思想性上明显厚重于港片，如《神鞭》里国民以神灵护佑自欺用血肉之躯迎接洋枪洋炮的场面照比《黄飞鸿：男儿当自强》李连杰痛斥白莲教愚众一节更多悲壮、苍凉之感，作者忧国忧民之心愈能感人至深，但内地武侠片的缺点是技术落后，不仅武师很少借助吊钢丝强化、美化动作，摄影师、导演亦按常规思路运作职能，因此影片在展示武术实用技击性的同时，未能像同样少有外力辅助个人动作主打的成龙电影那样设计出诸般出人意料的武斗桥段（《A计划》、《警察故事》等经典之作均为成龙自导自演），所以大多数内地武侠片都不是很好看（注：《少林寺》、《南北少林》等合拍片不在“内地武侠片”之列）。 香港武侠电影的辉煌是由几代电影人的努力造就的，市场有需求、作者有热情，在自然、历史资源相对稀缺的创作条件下，独立自主的香港武侠电影豪情纵横、大话春秋、万千气象、蔚为壮观！自《少林寺》（1982）开创中港合拍片风气之后，内地历史文化资源得以在港片中有效利用，香港武侠电影由此在面貌上发生了显著变化，到90年代，随着香港武侠电影演员、武指、导演三者关系的进一步协调，加之内地历史文化资源与香港资金技术实力及偶像资源的完美结合，作为一种探索完善了许多年的类型电影，香港武侠片终于显示出气吞山河的中国气派（徐克监制、导演的“黄飞鸿”系列电影）。记得《新龙门客栈》上映时，有报道说某位观众连看8场仍觉不过瘾--这个我完全理解，当时我还在工人文化宫上班，也是一口气看了几场！您也许已经注意到了，在这个武侠片创作高峰时期，我仍然在使用“香港武侠片”这个词儿而没去说什么“中国武侠片”。是的，即使进入中港合拍时代，我也要这样强调她的“属性”，因为一直以来内地方只参与配置历史文化景观资源并提供廉价劳力，编剧、导演、摄影、武术指导等关键角色均由港人担当，所以说她的魂仍然是香港武侠片。 到哪里找标准确定了，还要找出一部经典之作来定位标准高度，判断《英雄》成败，主要是看她对经典是否有所超越乃至完全颠覆。 据笔者个人眼光观察，集武侠电影大成并在形式上创新的《东方不败》应该是经典中的经典，拿她和《英雄》比较，足以服众。 《东方不败》和《英雄》的主人公都是“侠”，前者将“侠”置于“江湖”，后者则将“侠”置于“天下”，可见《英雄》作者的心胸视野较之于《东方不败》作者宽阔许多。《英雄》淡化充斥世俗纷争的江湖背景，将侠客塑造成心系国事、敢为“天下和平”牺牲的忠君义士，一个人的生死抉择居然关联国运，侠客们更和政治家心心相印知己相投，做侠做到这个份上，可谓登峰造极！但如此信奉“王道”胸怀“天下”政客知交式的“英雄”不过是政治教育宣传品中的“理想典型”，他们，性情早已泯灭了！反观《东方不败》主人公则个性十足、恩怨分明，所尊崇的侠义之道又另有一样境界。 《东方不败》的故事取样于金庸先生的名著《笑傲江湖》，小说创作于1967年-1970年，其时正逢文祸害国、江山失色，金庸先生巨笔如椽写春秋，诸般江湖事迹俱成政治风云之影射。 做为一部“企图刻划中国三千多年来政治生活中的若干普遍现象”的“影射性小说”，《笑傲江湖》第一回《灭门》表现的是人们被政治风浪吞没的悲剧。 金庸告诉我们，这个江湖人心险恶、尔虞我诈，由此观点出发，《笑傲江湖》完成了对侠的消解、对英雄的颠覆：名门正派充斥“只着眼于自己的权力名位、物质欲望，而损害旁人的坏人”。作为“政治寓言”，《笑傲江湖》的所谓江湖是野心人士和阴谋家的天下。金庸先生的本意，是想用这部作品涵盖“古今中外政治生活”，同时他认为这种“政治生活”的“基本情况”是“不顾一切的夺取权力”，甚至耸人听闻的指出“过去几千年是这样，今后几千年恐怕仍会是这样。”当然，在《笑傲江湖》所表现的激烈“政治斗争”中，金庸先生还用他的生花妙笔深入描写了人性冲突，通过令狐冲这个“正邪不分”的叛逆人物张扬了个性解放大旗。 对政治的大胆指涉和强烈的人文意念，使《笑傲江湖》像《水浒传》那样为素当政者所不喜,因为《笑傲江湖》的本质是反政治的--电影《东方不败》即截取原著主人公决意退出江湖一段为主线，令狐冲和师兄弟们的退隐之心正是影片作者“反江湖”意念的体现，“反江湖”的故事亦将“反政治”的母题凸显。 我们的电影中却一直缺乏“活生生的人”，更别说“反江湖”、“反政治”的英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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