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完全电影笔记：战争片的境界，人的境界
2002年11月19日 作者：melzhou 来源：TOM娱乐
一、
前几年读龙应台的书《看世纪末向你走来》，有段话印象特别深，大意是，人类的你争我斗，无非都是在夺取历史的阐释权。龙女士以台湾为例，日治时代，台湾的话语霸权是日语，光复后，国语成了理所当然的正统话语，而蒋经国总统宣布“解严”之后，台湾籍民众的本土意识抬头，台语又成为压倒性的强势语言，向代表外来者的国民政府公然挑战。的确，在某时某地，以不同的语言来书写历史，隐匿在此种语言后面的特定政治及社会意识不容忽视，因为这一特定的语言有可能代表着对历史的不同阐释。所以有历史学家要说，我们是否能够真正回到历史，这是值得怀疑的，我们的书写充其量只是尽可能接近历史罢了。托尔斯泰更说：“历史要是符合真相，将是美事一件。”
 历史似乎从来都由胜利者书写，亦由他们来决定“谁应当拥有太阳光下最大的份额”(德国历史学家梅尼克语)。中国人说得更直接，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依照所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失败者是没有资格占据历史舞台中心位置的，他们最多不过作为英雄人物的点缀，以显示胜利者的宽宏大度。伍迪·艾伦某部电影曾有怪论，说要是纳粹最后得逞了，整个人类的历史就得重写。不妨由此做一邪恶的引伸，果真如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恐怕不再是英语片《拯救大兵瑞恩》(Saving
Private Ryan)，很有可能是另一部名为《拯救党卫军克劳茨》或《拯救陆军少佐山田》之类的德语或日语“大片”了。
我当然无意在此颠倒历史、混淆是非、模糊道德的评判，那种以少数人严密操控沉默的大多数，依靠穷兵黩武来达到所谓崇高目的之想法及举措，无论如何是通不过人类良心与道德天平之衡量的，即使它曾取得过短暂的支配权。更何况，形形色色的极权主义皆视人命如草芥，要求国民为了所谓国家或政党的利益做无条件的牺牲，亦不大可能为了某一个体生命上演《拯救大兵瑞恩》那样的“煽情戏”，他们需要的不过是“神风敢死队”或希特勒少年团之类的“视死如归”——在历史上，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二、
 在那本划时代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夏志清先生分析中国现代文学一大缺陷，曾有段精彩的议论：“大部分中国作家把他们的同情只保留给贫苦者和被压迫者；他们完全不知道，任何一个人，不管他的阶级与地位如何，都值得我们去同情了解。这一个缺点说明了中国现代文学在道德意识上的肤浅：由于它只顾及国家的与思想上的问题，它便无暇以慈悲的精神去检讨个人的命运。”这段话用来形容以二次世界大战为题材的某些主流电影倒亦不无贴切。在那些电影中，我们看到的通常是正义与邪恶泾渭分明的斗争，光明与黑暗判若阴阳两界，鲜有模糊灰色的中间地带，譬如苏联的《解放》、《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还有好莱坞《最长的一日》(The
Longest Day)、《拯救大兵瑞恩》等。
 按照类型片的划分，以上电影不仅属于战争片，更代表着其中的“主旋律”。他们是胜利者对那场惨酷大战的诠释，既有国家与意识形态的评判，亦有道德上不容置疑的定论。正如前面所说，我们当然没有任何理由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去做忤逆的翻案，譬如无视犹太人的苦难，视南京大屠杀为子虚乌有之事，等等。然而，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当硝烟散尽之后，对战争的描述还是仅仅停留在控诉敌人的残暴与英雄主义的凯歌，我们恐怕就只能局限于夏志清先生所说“人道主义和‘义愤填膺'的情绪”，完全沉溺于道德与价值判断，从而无法让战争或描写战争的电影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境界，即以慈悲之心来看待与反思战争这一“流血的政治”。在此意义上，说上述那些电影仅仅给予观众一种场景上的刺激或爱国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灌输并不为过。它们反纳粹与保家卫国的立场无疑是正确的，或许因为太正确了，难免会搀杂狭义的国家、民族、主义及个人的偏见，不脱另一种宣传的味道，使观者难以从更高的层面去思考战争的荒谬与不仁。在此意义上，窃以为这样的战争片很难算是上品。
 超越意识形态及主义等冲突，尽量摒弃作者的主观价值或众口一致的道德判断(完全没有当然不可能)，客观冷静地描述战争中(无论什么样的战争)任何一方以及个人的命运，审慎处理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宣示，使观众有机会独立思考得出自己的结论，这是我心目中战争片(在本文中主要指二战片)的理想模式。在此意义上，苏联电影《士兵之歌》无疑要高过另一部虚矫的《雁南飞》(尽管该片获得了戛纳影展的金棕榈大奖)。虽然这两部电影都拍摄于五十年代末(战争已结束，有足够的时间来反思)，即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文艺那个短命的“解冻”时期，在意识形态上已不同程度偏离了官方僵硬的宣传路线，但遗憾的是，后者仍然没有摆脱廉价的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英雄模式。相反，《士兵之歌》同样描写普通人在战争中的命运，却不在英雄与爱国的宣传上兜圈子，而是以写实的镜头语言刻划战争的荒谬与不人道，虽然按照官方的立场，它可能渲染了战争的残酷，宣扬了抽象的人性，但由此产生的接近历史的真实与诗意，却更能震撼观者的心灵。
 说到这里，不由想到塔可夫斯基那部《伊万的童年》。伊万的命运无疑值得同情，他的英勇亦值得我们激赏，但当我看到一部瑞典人拍的、关于希特勒的纪录片《我的奋斗》末尾，穷途末路的元首接见纳粹少年队员时，那些与伊万同龄的德国孩子，他们也是小小年纪武装到牙齿，准备随时为祖国与元首献出年轻而宝贵的生命，我的确想鼓起勇气说一声：在人性的意义上，他们亦是值得我们同情的！这些德国的伊万与俄国的伊万一样，都是战争的受害者与牺牲品。在那个最后的审判面前(如果真有的话)，他们的地位是同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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