哭死一个算一个——台湾苦情电影《搭错车》
2002年10月31日 作者：张炳钧 来源：TOM专稿
中国传统相声里有一个著名段子叫《哭四出》，讲一个爷们儿去看折子戏，连着四出都是悲剧，什么“秦香莲”、“窦娥冤”，把这爷们儿哭惨了，停都停不住。这从一个侧面透射出我们的民族文化心理包括审美趣味，除了“大团圆”外，也喜欢悲剧。从美学意义上来说，叫“悲剧”并不准确，因为在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那里，对于悲剧的定义含有“崇高”的意味，即人与命运的抗争，比如悲剧中的经典《俄狄浦斯王》。而在我们的传统文化里，除了远古神话的“不周山”、“夸父追日”，到战国时代的“荆轲刺秦”后，就几乎找不到这一因素了，所以不妨把后来的悲剧从俗叫做“苦情戏”。
 即使回顾百年中国电影，也能够找到这一脉络。二十世纪三零年代风靡一时的蔡楚生导演的《渔光曲》、四零年代令上海万人空巷的蔡楚生、郑君里导演的《一江春水向东流》，在进步外衣的包装下，骨子里其实就是在“家庭伦理剧”框架之下的“苦情戏”，第一目的就是让走进影院的观众哭，哭死一个算一个。中国大陆在四九年以后，对于骨肉亲情的宣泄从意识形态上遭到压抑，转而热爱我们的伟大领袖。不过在革命的光环下，“苦情”的情意结仍然在编导的创作心理和观众的期待视野中时有体现，比如《白毛女》、《苦菜花》等等。
另一方面，“苦情戏”的基本形态在香港和台湾保留了下来，比如香港的《可怜天下父母心》。特别是台湾，除本文将重点介绍的《搭错车》，再有就是九零年代初在大陆公映的《妈妈再爱我一次》，号称影院在每个观众入场时都要赠送手帕以备擦眼泪用。当时我并没有观看，今年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了这部影片的片断，哈哈哈，笑死我了。为何看悲剧如此大笑？因为这部影片解开了我心中的一个谜团，许多人都记得《唐伯虎点秋香》里周星驰捏着一只死蟑螂大放悲声：“小强，你死得好惨哪！我一向拿你当亲生骨肉一样教你养你，没想到今天是白发人送黑发人！”我一直在寻找关于这个“小强”的典故，你们知道《妈妈再爱我一次》里的小男孩叫什么？——小强！
 像这样从头哭到尾的“苦情戏”，在台湾本地的票房失败，却意外的在大陆热映，我无意去寻找社会学的深层原因，我只知道在普通中国观众的心目中，这个情意结是多么的纠缠不清挥之不去，甚至十年以后，整个社会从经济到思想上又取得了飞速开放，仍然有人会去拍《我的兄弟姐妹》。这部影片的导演俞钟是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研究生，接受过最现代的电影教育，却去拍如此陈旧的题材，令人嗟叹的是，他居然成功了。这部影片的制片人文隽作为一个香港人，眼光却如此之毒，真是号准了大陆观众的脉，看来“苦情戏”是打算在中国千秋万载下去了。
在我的印象里，《搭错车》并未在大陆公映过，它的名字为我们所熟悉，来源于一个叫程琳的小丫头高唱的一首歌《酒干倘卖无》，今天我们已知道歌曲的原唱是大名鼎鼎的苏芮。而作曲侯德建也凭借这首歌和程琳一道红遍中国。据说当年影片导演找到罗大佑的时候，罗大佑说插曲他可以完成，唯独主题歌要鼎力推荐侯德建，这也算是一段佳话。对于影片的情节，除了当时连篇累牍的文字报道，只能靠私底下录像带的流传。今天我看到了dvd影碟后，猜想当年不能公映的原因之一大概是影片里那段关于国共内战的短暂闪回。
本片导演叫做虞戡平，出生于1950年，显然他的名字和我们的“建国”、“红卫”一样，带有浓重的时代烙印。国共内战，我们叫“解放战争”，他们叫“戡乱”。这倒可以理解，但是在《搭错车》里出现的解放军形象委实不堪，别说共产党官方，连我都看不下去。老孙越扮演的国军士兵吹着冲锋号（原来国军也吹冲锋号呢，呵呵），然后被一个解放军士兵用刺刀扎伤了喉咙，从此变成了哑巴。那个解放军竟然是个一脸坏笑蓄着小胡子的小胖子，而且所有解放军士兵的衣服和帽子都是邋里邋遢的。虽说我们的老影片里也有对敌人脸谱化之嫌，也没有像他们这么丑化。要是光看电影，简直搞不清是谁打赢了那场战争，就欠我们解放他们！
好啦，“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还是谈谈虞戡平的创作吧。他的处女作是刀剑片《要命的小方》，第二部作品是伦理片《三毛流浪记》，第三部是喜闹片《顽皮鬼》。1983年的《搭错车》是他的代表作，五个月内八次重映，票房收入高达四千万台币。同时在第20届金马奖中获11项提名，最终获得最佳男主角、最佳原作音乐、最佳插曲、最佳录音等4项奖。作为一部拥有大量歌舞演出的影片，集中了侯德建、罗大佑、陈志远、李寿全等当时台湾的乐坛精英，后三项奖可谓实至名归。
 女主角歌星孙瑞琪的扮演者是刘瑞琪，许多大陆观众都从电视剧《含羞草》里看到过，仅止漂亮而已。在影片里光张嘴不出声请苏芮代劳的假唱，早已不为今天的观众所接受，并且使本片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歌舞片。哑叔的扮演者孙越获得最佳男主角，应该说分量最重，不过以我的眼光，实在觉得很一般，当然剧作给他的表演空间本身就很程式化，一味苦相。倒是阿满和阿明父子的同一个扮演者李立群令我眼前一亮。他松弛的表演是万金油式的，但是都很贴切，一直活跃到今天。
 二十岁以下的朋友，大概完全不晓得《搭错车》的故事，说起来老套至极：哑叔乃一退伍老兵，以收购废品和空酒瓶为生，一日于路上拾一被弃女婴，遂命名“小美”并抚养长大。小美摇身一变为红歌星，老板为她改头换面，并暗示哑叔为之前途而主动离开他。某夜哑叔病危，邻居阿姨找到正在开演唱会的小美，孰知竟成永诀。最后小美在舞台上高唱献给哑叔的歌“酒干倘卖无”。林林总总一贯赚人眼泪的手法，在这里恕不敷述。除了主干，吸引当时台湾普通观众的还有影片在跨度达数十年的岁月长河里折射出的历史变迁。
影片导演的本意肯定只是为这个煽情的故事设计了一个时代背景，不过我仍然惊讶的发现海峡两岸的人文景观中某些宿命的相似。比如放映露天电影时的喧哗和吵闹，一部电影看一百多遍的戏噱，让我想起了《阳光灿烂的日子》。被放映影片里的男声旁白攻击共产党时，那种“义正词严”的腔调和口吻让我想起了所有文革电影。醉酒的阿满失足跌入贫民区的水塘里死亡，让我想起了《龙须沟》（甚至黑泽明的《泥罪天使》）。贫民棚户区面临拆迁时，阿明和政府人员打作一团让我心酸的想起了贫嘴张大民。不过阿明的结局更加悲惨，他被倒塌的房屋砸死了。让他母亲中年丧夫，老年丧子，不死绝不罢休，这是典型的“苦情戏”的构成方法，却湮没了影片本来可以挖掘的现实主义批判光芒。
 这样的一部以父女亲情为主要卖点，夹杂着豪华歌舞的商业影片，艺术上乏善可陈，虽然名噪一时，后来逐渐被人们所遗忘，也就没有什么可以奇怪的了。影片里的那些极尽豪华的盛大歌舞场面，经过近二十年后，对于看惯了MUSIC
VIDEO的年轻一代观众，也毫无吸引力。可是那些传唱一时的歌曲，在今天的我听来仍然动人，比如《酒干倘卖无》，还有《一样的月光》、《请跟我来》，它们伴随着这部更多存在于传说中的影子般的故事片，也伴随着我和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以至于影片一开始主题旋律刚出现，我就陷入一种难以自拔的感动。让我们一起唱：“酒干倘卖无，酒干倘卖无，酒干倘卖无，酒干倘卖无。多么熟悉的声音，陪我多少年风和雨，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
谨以此文，献给成长于二十世纪八零年代的中国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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