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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影视界，历来有导演捧红作家之说。比如张艺谋的《红高粱》捧红了莫言，《今夜有暴风雪》、《雪城》捧红了梁晓生，《孽债》捧红了叶辛，赵宝刚的《永不瞑目》捧红了海岩（之前还有《便衣警察》），《来来往往》让市民作家池莉声名更旺。最著名的例子要数王朔，凭借一系列的影视作品，他成了炙手可热的影视剧作家并跻身于主流文化圈。 有了这些活生生的例子，不由人不活动心眼。应运而生的是一批专门为电影、电视而写作的作家，其中不乏一些小有名气半红不红的人。他们犹如嗅觉敏锐的猎狗，闻出了张艺谋、陈凯歌等人的偏好之后不惜做美容手术主动投怀送抱，乐于为手眼通天的制作人或大牌导演提供毛胚。 毫无疑问，与小说相比，电影具有更直观的表现形式和画面语言，许多电影正是改自小说也的确使小说作者名声更大，多部获奥斯卡奖的电影就是这方面的范例。但是，小说作为一门更古老更独特的艺术，正是依赖其自身的规律和艺术形式而存在。与电影相比，它拥有无限的想像空间和可能性，它从诞生一直发展到现在，首先是作为一种文学的属性而延续的。我国的四大名著的作者，断然想不到他们的作品在今天都会改编成影视作品并得到全球性的声誉。也就是说，小说可以被改编，但作家的写作却不能因此而改变甚至更弦易辙，在原作和衍生品之间，是一个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如果本末倒置，那么结果就会很可笑。 但是，这样的情景却会应时出现在某些作家身上，这就让人感到很费解。最明星的是海岩的先例促生了一些纯情小说作者，陆天明的走红使得“反腐败作家”如雨后春笋，二月河的成功使得历史小说题材长盛不衰，而石钟山《激情燃烧的岁月》恐怕也将掀起一股写作新潮流。 据闻，作家给导演打工的现象现在已经相当普遍，包括许多知名作家在内的人都干过这些事，这其中，固然有钱的因素在作怪，更深层的原因还在于一些人成名心切，急功近利。在这种心境下，读者当然不可能读到震憾人心的小说杰作，而只能看到一些模仿和相互复制的文字垃圾。 我曾经读过一则故事，说的是某官员很瘦，全无长官架式，而随从却长得很胖，一副养尊处优的富贵模样，接待的人以貌取人，结果闹了大笑话。作家们以“能否被改编成影视作品”作为写作前提，不过是犯着与接待者同样的错误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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