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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VS导演李欣 我一直都不认为这(新片《自娱自乐》)是个农村题材的片子，它只不过是事件的发生地而已。虽然我自己也没有在农村呆过，剧中描述的也是我理想中的农村：一幅灿烂的农民画！它的色彩是鲜艳的，没有主次之分。它不像其他的电影表现的农村，与贫穷、肮脏有关，是一个他们找乐子的过程。 出身导演世家，一部《花眼》让他在国内外声名鹊起，即将开拍的《自娱自乐》已经邀来尊龙、周迅当家，好莱坞大制作的《欲望边缘》也虚席以待。在大多数人眼里，李欣似乎走得很顺利，这个踌躇满志、个性张扬的年轻导演，在记者面前却表现得异常理智、镇静，甚至有一点点拘谨。 起初对话的气氛很紧张，李欣及肩的长发难得轻舞飞扬，可以出演偶像剧的面庞不苟言笑。“我是很紧张，他(摄影记者)的镜头一对着我就浑身不自在。面对你们当然不敢乱说话，其实私下里当然不是这样的，说我深沉肯定会别人笑掉大牙，有时我也会说脏话。”他终于忍不住说出了心里话，采访的气氛立马有了180度的扭转。 《自娱自乐》是部充满了乐趣的片子，每个人光看了剧本就会笑痛肚子。可辛辛苦苦花了3年时间来筹备的李欣，毫不犹豫地说自己是个很悲观的人，所以他要不断用想象制造梦境，来完成生活中正常人不会做的事。他说自己“挺恶心”的，这几年会被一些很平常的片子打动，居然也能看得心里难受，堵得慌。 无趣的东西我不会做 记者：男主角最终选定尊龙，大家都很吃惊，毕竟让他演一个农村干部的角色反差很大？ 李欣：尊龙是个好演员，但国内人对他的印象还一直停留在“末代皇帝”上。他演的戏不多，身上有一种东西绷得很紧，就和这个农村干部很相似：在农村这样环境下，他书读得最多，出出大字报，相对其他人话也不多，但是他的鬼主意也最多。当然，拍起来也有很大的难处，毕竟他没有这样的生活经验，我们也在考虑用各种方法让大家忘掉他的皇帝身份，让他实地去农村体验生活也都有可能。 记者：周迅是第六代导演比较偏爱的演员，这次也找她主演，出于什么考虑？ 李欣：周迅我很早就认识，10年前，她还是小朋友的时候。这几年她演技进步很大，看上去似乎她的外形和习惯都比较适合都市里的东西，其实也适合另外一些东西。我们开始聊这个东西的时候，她就觉得挺有意思，她就会觉得选择一个角色，首先就要有趣。这和我拍片一样，要有意思，无趣的东西我就不会做。 绘一幅灿烂的农民画 记者：把故事背景放在农村，你将怎么描述这个剧本中的农村？ 李欣：我一直都不认为这是个农村题材的片子，它只不过是事件的发生地而已。虽然我自己也没有在农村呆过，剧中描述的也是我理想中的农村：一幅灿烂的农民画！它的色彩是鲜艳的，没有主次之分。它不像其他的电影表现的农村，与贫穷、肮脏有关，是一个他们找乐子的过程。 记者：一个你想象中的农村，凭什么才能打动别人？ 李欣：能打动人的是在故事中更深的东西。这个本子是在探讨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谁在做并不重要。喜剧的东西是来自剧本本身，他们玩的不是锄头，而是一个能成影像的DV。他们拍武侠片，却不知道人可以飞是靠吊钢丝出来的，包括对人好坏的片断，都不同于常人。不同的人会从中得到不同的快乐，想得多一点，就会变复杂。 记者：你一直称《自娱自乐》是部癫狂片，这和冯小刚的贺岁幽默、周星弛的无厘头搞笑有什么不同？ 李欣：喜剧的效果有很多种，不能为了喜而喜。这个故事本身已经提供了喜剧的可能性，我要做的就是用自己的方式，把这种喜剧效果推向极至。其实喜剧是最难拍的，这一点我挺佩服冯小刚的，让中国大众笑了这么多年，挺不容易的。周星弛的东西是另外一种，靠个人魅力来表达。 去占领年轻人的领地 记者：《自娱自乐》的风格和《花眼》有很大不同，花了3年时间来准备，是不是对接下来怎么走很谨慎？ 李欣：其实这个本子是在拍《花眼》时，就已经开始准备的。他们很不一样。就从剧本来说，它的剧作上很饱满，有完整的故事、丰满的人物。而《花眼》当时就很随性，纯粹是玩的性质，完全是我们几个人自己出资，没有票房、得奖的压力。《自娱自乐》拖这么久，是因为一直有分歧，这个报道当时出来，很多人都觉得它不能做电影，只能拍纪录片。如果是拍纪录片，那就得跟着他们走，还有些很复杂的原因，会让我们挖掘不到真实的东西。后来，我就准备来编一个故事，素材很多，但从那一点入手也成了问题。就像一个刚学会开车的人，总是磨合一段时间。 记者：很多人把你归到第六代导演的行列，你是否同意这种说法? 李欣：这都是要别人来归纳的，自己不好说什么。当然越年轻越好，总觉得自己可以有时间来做更多事情。我处的年代很特殊，经历了用铅笔书信传情的时代，也能在网络里活得很自在，能一边朗诵古诗一边打游戏。所以，谈传统，我不排斥；聊新新人类的东西，我也能接受。两头都知道，有这种文化差异，觉得自己很幸运，但很可能两头都要挨骂。(你的作品呢？)不过作品当然不宜过多回味丢失的传统，但要有痕迹，还是要尽快占领年轻孩子们的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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