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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现实环境的对立成就了路上的特拉维斯独语者的身份，而对独语者那份无休无止孤独的厌倦甚至恐惧则促使他走上了对主流社会的回归之路，哪怕那里也并不温馨，有的只是无尽的肮脏。而这时候的特拉维斯是一个行动者，他必须用一系列的行动来催动自己孤独的脚步以离开孤独，而每一次的行动都必然有一个行为对象：
贝丝
 作为总统竞选人帕兰汀身边的工作人员，贝丝是绝对主流社会的代表。这正是特拉维斯选她作为首席行为对象的深层次心理原因——贝丝的身份契合了特拉维斯向主流回归的方向。可也正是贝丝的这一身份定位，注定了特拉维斯努力的终归失败——他们属于不同的两个世界。
可幸的是，贝丝虽身处主流，却“并不快乐，需要一个朋友”——这是那个以上述环境为表象的主流社会的特征所必然引发的——而这点与特拉维斯的孤独更是契合的，这为他们感情的短暂存在提供了可能。
在这种可能与不可能之间，影片其实是在进行情节的延宕和情绪的积累，“这是进步的矛盾”。
艾莉斯
 作为一个妓女，艾莉斯是与特拉维斯比较接近的，是非主流的社会遗弃者。不同的是，后者已开始向主流靠近，而前者却仍沉浸在那栋漆黑神秘的大楼中而不自觉。而这一不同点正是特拉维斯接近艾莉斯的动机所在：经由与贝丝（主流）的合而复分的他已向主流前进了一步，俨然已经站在主流的立场上，试图拯救处于“堕落”之中的艾莉斯。
特拉维斯的这种自我超前角色的定位，其实还只是一次排演，严格来说是没有意义的，因而他的努力终归还要失败。
可这还是“进步的矛盾”，在失败的深层已在悄然的积累中前行。
帕兰汀
 这种积累是在叙事层面上的，而实际上特拉维斯是不自知的。当他发现自己的一次次努力——不论是对上（贝丝）的亲近还是对下（艾莉斯）的拯救——终归都是失败而找不到出路时，他必然要采取更强烈的行动以宣泄内心的不被理解和恐惧，并且证明自己对主流的价值。于是，他决定暗杀总统竞选人帕兰汀。这时的帕兰汀在他心里已不是主流社会的统治者，而是主流的祸害。因此，此时的特拉维斯甚至已把自己放在主流社会的卫士这一位置上——他对艾莉斯宣称自己在帮政府办事（指暗杀帕兰汀）。
特拉维斯这种荒唐的一相情愿以及力量对比的悬殊，造成他在行动中还没来得及掏出枪就只能逃之夭夭。但借此影片情节和情绪的积累却已达到将发未发的充溢状态。
斯波
 这时特拉维斯的心态已经无法平息下来，一场爆发已经成为必然。于是，他又只能把目光从上层（帕兰汀）移向下层（斯波），并开枪打死了“市井流氓”斯波、妓院里看房的老头和一个嫖客。
结果是，首先，他终于拯救了艾莉斯，使艾莉斯由一个妓女重新成为一个学生，从非主流彻底走向了主流。不论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这已是对特拉维斯的主流身份的一次承认和肯定。
 其次，特拉维斯终于走完了自己回家的路，达成了自身对主流社会的回归，摆脱了长期的内心孤独。报纸上“出租车司机与黑社会枪战”的主流话语正是这一完成的标志。
这时，那个经常自我呢喃的独语者特拉维斯已经死了，蜕变成社会主流类群中的一个。这时的特拉维斯已经不再孤独——艾莉斯的父母给他写来了热情洋溢的感谢信，贝丝对他也不是以前的冷酷了——或许他真的不再孤独，可那个污秽阴森的现实环境是没有变的；或许他还是厌恶那里的街道，回归也只是他因对孤独的恐惧而作出的无奈选择，可如此是进化了呢，还是退化了呢，斯科西斯或许也无能为力。
我不禁想起何其芳的一段话：
温柔的独语，悲哀的独语，或者狂暴的独语。
黑色的门紧闭着：一个永远期待的灵魂死在门内，
一个永远找寻的灵魂死在门外。
每一个灵魂是一个世界，没有窗户。
而可爱的灵魂都是倔强的独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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