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姜晖：您刚刚从台湾过来，其实目前两岸三地音乐融合速度非常快，目前台湾乐坛状况怎么样？

何厚华：其实我老实讲，台湾目前状况因为市场的关系，还有因为音乐的转型，以前90年代做专辑动不动可以卖到十几二十万，百万都有。可是现在在台湾，可能一张专辑两三千，卖了一万，觉得该开庆功宴了，这当然不全是盗版的问题，还有整个音乐形态的转型，包括新一代年轻人，对版权重视程度不一样，最大的问题就是在于网络。网络太容易得到你要的东西，所以在台湾音乐人非常辛苦。台湾有两个极端的事情，因为台湾比较小，所以做宣传是非常容易的，可是台湾很多媒体是要花钱的，播MV，做什么广告都是用秒来计算的。台湾出专辑成本是非常高的，所以花的成本达不到预期的话，赔本率是非常高的。而且每次看那一群做音乐，唱片公司上班的朋友，觉得他们气色很差，精神压力太大了。我老实说，我这辈子有一个很大的福气，因为我喜欢音乐，我做了这个行业，所以从年轻到现在，很多人说常常要加班，我都不觉得很苦，因为我做的是我喜欢的东西，可是现在发现很多在台湾做音乐的人，他们一点不开心，不快乐。

主持人姜晖：努力和付出得不到正比。

何厚华：现在到北京，我觉得北京更辛苦，因为中国太大了。可是你要怎么去想，我常常跟我朋友开玩笑，有时候不要这么贪心，好像要做到全国都红，要是在一个省，一个地方做得非常好就可以了。要分市场，不要做一些音乐一定要传遍大街小巷，那个跟运气有很大关系。我们只要做到音乐是抓取到喜欢这个音乐阶层的人就可以了。

主持人姜晖：现在整个大环境，唱片市场不太好，尤其内地这边，流行音乐正在这样一个逆势方向去发展。

何厚华：台湾一般艺人如果想出唱片，一定都是唱片公司很严格挑选以后，请你进来。可能进来选择，或观察一段时间之后，还不见得会发唱片。可是内地有好多人，他们有很多管道可以出唱片。他们如果想，他们努力，甚至找到愿意出资的投资方，其实还蛮容易达到自己的梦想。而且各种音乐都成立，台湾现在做得很辛苦，可是台湾现在有一个好的现象，因为以前都是大牌，商业艺人当道，所谓创作的艺人，或者比较地下的乐队，他们没有办法探出头来。台湾整个音乐销量都在降低了，这些歌迷还是维持一定程度的时候，很容易把流行音乐的艺人，变成同一个等级了。最近有一个苏打绿的，就是地下乐队，支持他们的人很多，可是因为整个台湾市场是很低迷的，他反而很容易突显。现在可以看到台湾整个流行音乐里面，有很多格式音乐都可能存在。

主持人姜晖：反而在乱世当中，低迷的时候才会出一些有潜质的音乐。

何厚华：对，这个环境反而对他们来说是很公平的，可以跟这些商业的艺人做很好的竞争。

主持人姜晖：整个乐团的导向就发生变化了。

何厚华：可是相对比较不好的一件事情，这个是人性了，我们以前写歌，包括版税，各方面，通常因为卖得好，回报率就高，现在慢慢整个市场箫条以后，现在整个好的作品不像以前这么多。甚至有些人已经改行了，不想做音乐了。

主持人姜晖：跟梁朝伟(最新动态、个人档案)写《一天一点爱恋》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

何厚华：十几年前，是台湾整个流行音乐最好的时候。

主持人姜晖：当时分的是版税吗？

何厚华：那不是我写的。

主持人姜晖：那张专辑您不是策划吗？

何厚华：台湾每卖出一张专辑都会分版税。

主持人姜晖：您拿的是版税吗？

何厚华：对，第二个台湾卡拉OK是可以收钱的，如果有人翻唱这首歌也可以收他一笔钱。另外有一部分是公共的版税，必须台湾卡拉OK被点中了，电视台被播出的话，都可以收版税的。

主持人姜晖：这张专辑出了以后，大概过了半年，一年，也有可能收到给你寄的寄款单。

何厚华：对，我们台湾也有版权经纪公司，每半年结一次版税给我。

主持人姜晖：后来虽然世道不好，但是您的名气已经出来了？

何厚华：我开一个玩笑，我叫何厚华，很多人以为我是澳门那个何厚铧，他的“铧”多了一个金部，我开玩笑说，因为我没有钱。版税上我一直没有享受到抽了的版税。而且我出了很多翻译歌，翻译作品版税是属于原创的。我们拿不到版税，只能拿到第一笔钱。

主持人姜晖：可是词是你重新创作的。

何厚华：这个就是一个规定。我在台湾写了一首歌，非常火《容易受伤的女人》，可是那首歌我完全没有收到版税，只是第一笔酬劳，然后等到你的版税超过第一笔酬劳，会一直寄给你，最后有一个朋友，现在在北京，当初写的歌叫《吻别》我听说他那首歌收入将近一千万台币。他写曲，词跟曲是一样，是分开的。

主持人姜晖：当年《吻别》在台湾的成绩，我记得是台湾历史上最好的成绩，三个月卖了80张，唱片公司收入上亿了。

何厚华：只要翻唱一次就可以收一次的钱，比如张学友(最新动态、个人档案、FLASHMV专辑)有一次开演唱会，收录了这首歌，也可以收一次版税。可是台湾现在不景气了，收的实在太少了，如果当初卖一百万张，现在买一万张，他的版税是现在的一百倍，是非常可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