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美国男孩突发奇想，通过一系列关系找到了与德鲁·巴里摩尔间接相关的人，随后他的网站让巴里摩尔知道了他的存在，并且得到了与巴里摩尔共餐的机会。2006年9月，一名加拿大小伙子用一枚红色，通过物物交换，换到了一所别墅的一年使用权。随后，女孩艾晴晴宣布：打算复制该男子的成功经验，用曲别针换别墅。如果说欧美人具备的浪漫主义拓荒精神是得以令他们的妙想天开成为现实的一大利器，那么艾晴晴又拥有哪些优势呢？缺乏想象力的中国人不会浪漫，在电视节目“戈辉梦工场”时，主持人许戈辉拿出一幅小女孩画的别墅，用以交换艾晴晴手中价值8000元人民币的陈年五粮液，女孩打算将五粮液送给自己的爷爷。然而现实的艾晴晴没有答应。现场嘉宾郑渊洁随后在博客中写道：“艾晴晴失去了一次曲别针换别墅的机会”“当时我想，倘若艾晴晴同意用酒换小女孩画的别墅，我会用一栋真别墅换取她的这幅画中别墅。”虽然艾晴晴表示她的目的高于电视节目的利益，郑渊洁有可能是“马后炮“等等，但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中国人还是现实的，不具备欧美人的浪漫主义气息，尽管艾晴晴最后成名了，还换到了某音像公司的签约协议书，但是她已经变成了商家的棋子，一个广告平台，商家炒作自己名气的T恤衫，和老外的浪漫主义初衷背道而驰。

同样是充满现实主义的道德故事是香港城市大学的武汉女学生陈静贿赂教授戴晖辉的行贿案。2006年12月6日，戴教授在其办公室发现一个装有1万元港币现钞的纸袋。不久戴教授受到匿名邮件，寄件人自称是其学生，希望获得期终考试试题答案。戴教授第一时间向学校汇报，因为“匿名送钱和用匿名电邮索要试题和答案，在香港已构成犯罪事实。”按廉政公署的指示，戴教授约女孩在星巴克见面交易，陈静在抄答案时被廉政公署人员拘捕。这一事件引发了内地关于廉政事件的大讨论，有人认为因为“1万港币判6个月”太重。廉政公署专员郭文纬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关于举报范围，我们称为“零容忍度”，无论大贪小贪都是贪”“内地5000元以下不算贪污罪，只会被行政处理，这样肯定没有阻吓作用。其实5000元不少，它传递着一个信息——放纵贪污。”郭文纬表示，虽然内地受贿10万元以上有可能被判死刑，但许多贪官觉得被杀的那个运气不好，或是后台不够，甚至有人会有“牺牲他一个，幸福几代人”的想法。内地思路是“抓大案要案”，标准也不断上升：从几十万元，到几百万元、几千万元，被抓出来的越来越多，却怎么抓也抓不完。《三联生活周刊》指出：和香港不同的是，香港廉政公署只对行政长官负责，不受任何人管辖，拥有拘捕权、扣留权，所以香港实名举报的人高达75％，然而内地摒弃了“防微杜渐”的理念，打开了一个纵容贪污腐败的闸门，灌输廉洁口号又无济于事，所以内地才会有现在的尴尬局面。

王朔再度出现在了公众视线里，倒是解释了他当年消失的原因：“当时我骂鲁迅，他们家乡那帮孙子把我告到中宣部，说我破坏鲁迅。”“要我说鲁迅公园不靠谱可以骂我，我说鲁迅的小说写得不好，本来他就是没多少小说，就是几个中篇加上短篇，你把我告了是怎么回事？把我逼到美国去了，你们高兴啊？那叫什么？用行政力量打压别人，玩得忒不光明正大吧。”鲁迅曾经说过，中国人擅长大的欺负小的，小的长大后再欺负更小的，这是一种民族的劣根。讽刺的是，鲁迅家乡开公园借名人赚钱的人恰恰就是鲁迅最鄙夷的人。不过王朔再次出现在公众视线大概也不是为了6年的背井离乡讨个说法，多半是为了自己的小说炒上一把。他的小说会先放在网上赚广告费和网友点击的钱，随后再卖给出版社，赚上两次。

从以上两女一男的故事里可以看出，中国人欠缺的是想象力和幽默感，全都活在现实里，难怪大片儿里除了飞，也想不出什么别的东西来。或许只有彻底摆脱了精神上的束缚，学会了50年前出现的黑色幽默，中国人才会从疲惫里走出来，那时候没人敢行贿受贿，没人会拒绝一个小姑娘的浪漫愿望，没人会出于利益以大欺小打压别人。

那时的中国电影是浪漫的，整个民族充满了想象力与创造力。

网络总算恢复了，不过宽带用户的损失费还没个说法，这里补充一些新碟咨询给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