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情、色相、戒指、警戒”——理性与感性

记者：张爱玲的原著《色，戒》，中间用的是逗号，改编成电影，你为什么改成了分隔号？“色”与“戒”到底代表着什么？

李：张爱玲在起初只是简单分隔一下，但这一分隔学问很大，“色”不光是“色情”，还有“色相”的意思。“色相”就代表着人生的七情六欲，还有感官世界。“色戒”也不是佛家语中戒色的意思，“戒”还代表故事中很关键的那枚戒指。人被戒指拴住了，他的行为举止就要有很正确的作为，这是当初“戒”字的来源，同时又有“警戒”的意味，区隔开来可以增加很多想象空间，包括整篇小说，字里行间都有很多想象空间。虽然只有28页，可把我们做死了（笑）。

但那个逗点张爱玲其实并不满意，因为本来其实是个句点，但当时的出版商没有用过这种方式，在出版的时候，就打了逗点。所以拍电影的时候，我们应该用原意。你看我们工作证上这个标志，做成线装书的印刷感觉，按照古法，从右边写到左边。这两个字需要对它进行审视，“色”对我来讲是感性，“戒”是理性，有这样一个辩证的味道在里面。

最看重张爱玲的离经叛道

记者：小说本身已足够娱乐，也足够深刻，那么你还会对它做出什么样的改编？

李：她本来就是用电影的手法写的。她是一个电影迷，但如果只做她的文字翻译的话，我是永远打不赢的，永远在下风。电影感特别足，这还不是我要拍的最重要的原因。最重要的是，她是用离经叛道的眼光来看事情，对我来讲有一种震慑性，我逃不出这个故事。我当时看的时候也没想去拍，也不敢拍，但后来老觉得逃不出去，被它困惑，所以我想用拍电影的方式去找答案。当然找答案是一个过程，不是说我能找到什么具体答案。

写剧本的阶段，我对张爱玲有神话般的崇拜，跟所有人一样，所以就是把她现有的东西写进去，有什么人、有什么事都要写进去，不能一笔带过、轻描淡写、云淡风轻。很多她所云淡风轻的东西，我们必须翻江倒海去做，因为这是电影，是落实的一个媒体，它有自己的规则，所以需要更动，所以第二个阶段是添加、更动。有一些更动是比较大的，这样大的更动其实是为了忠于她的小说。最后当看到实景，进入实际工作，真正开始做的时候，我不晓得别人怎么样，至少我不再想张爱玲……但总觉得是在张爱玲的阴影下，很难走出来，希望我们能够活过来（笑）。希望做她的小说是我的起点，而不是我的终点。

张爱玲写的是中国人的百年尘埃

记者：你怎么看待张爱玲及其作品？

李：我觉得张爱玲是很西方的。她的中英文都非常好。她能把自己在英文里学到的东西用中文表达出来，在这方面，她是所有作家中最好的一位，最传神。她用西方电影的手法写小说，她用很多戏剧手法，甚至意识流，在那个时代，非常先锋。尤其是在上海和香港这样华洋杂处的地方，会有更强烈的中西冲突。上海一直“混杂”的非常好，尤其是在战争时期、孤岛时期，有一种全世界都没有的独到风味。

记者：但她的视角是很女性的，你怎么代入？

李：这个世界上不是只有男性跟女性，张爱玲写的东西也不仅仅是女性的悲剧，而是中国人的一种百年尘埃吧。她这个堕落的贵族，她的中西学养，她的天才，她的时代背景……她都写一些很琐碎的东西，不是那种大气磅礴、很阳刚的作家，也不是用一个很大的爱去关怀一个大时代的激情型的作家。她好像是从断垣残墟里面去找一些中国元素，然后她又经过中国跨越到西方，本身就非常复杂。我讲“百年尘埃”，是很深沉的，不是戏剧性，是气质。

记者：你在拍摄前，曾说《色，戒》这篇小说杀气太重，令你深陷其中难以自拔，怎么理解这种杀气？

李：你看过小说啊，杀气是不是很重？怎么从里面寻求到感情，怎么健全地走出来，都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可这杀气也是吸引我们的原因，我们进去以后，从地狱走一趟再出来，觉得人生还是有希望的，人还是有情感的。那时候我的心情确实在低潮，还没能走出来，然后我要一步一步把问题解决，戏该怎么拍……总之我要活着走出来，不能陷在很绝望的情绪里。

记者：现在呢？活着走出来了吗？

李：（笑）你看我现在还好吧？讲话没问题吧？

记者：刚才你也说张爱玲是离经叛道的，体现在《色，戒》里面，她对所谓的汉奸和热血青年都是不带好恶评判的，分不出什么好人坏人，这种客观冷静、甚至惊世骇俗的态度会不会延续到你的电影里？

李：我绝不会区分什么好人坏人，我从来不喜欢这么分。你觉得一个人坏，可能他跟你走的刚好是相反的方向，他碍着你的事了，又或者他跟你的价值观念不一样。但人性一旦摸索进去以后，我觉得真相常常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小说给予的有限，我们必须自己摸索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