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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0日，王小帅则悄然南下，前往贵州为他的新片《我19岁》采景。这位被列为2004年解禁令的“2号”导演。从相对自由的体制外创作环境回到体制内的创作环境下拍摄的影片到底会有何变化？小帅出发前，我们见了一面。谈到即将开拍的新片，小帅平静如常，似乎外部环境的一切改变对他都是影响甚微，毕竟，这一次距他拍摄电影处女作《冬春的日子》已经过去11年了。
1989年，王小帅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1991年才去福建电影制片厂报到，在福州，他呆了两年。两年当中，小帅被动地等待着制片厂给他拍摄电影的机会，写了五个剧本，没有一个投拍，孤独的时候，小帅曾经在墙上写下“镇静”两个字。
1993年，王小帅回到北京，自筹资金拍摄了中国第一部没有厂标的独立电影《冬春的日子》，这部黑白影片以一种冷峻的方式描绘了一对画家夫妇的精神状态，以及在经历了某种巨大伤害之后的自我放逐。不少误读王小帅影片的人会认为他的影片过于忧伤和绝望，其实《冬春的日子》里简单反复的日子，仍然不时透露出隐隐的诗意，女主人公在影片中凝视着镜头长时间的静默，将生命里本来就具有的那份虚无体现得令人震动，抒情而不滥情，用极其节制的方式来表现了1989之后的某种具有共性的压抑感和孤独。
《极度寒冷》的齐雷则是一个不肯随波逐流的行为艺术艺术家，他是一个内里渴望人类情感又外在疏远人类情感的梵高式的人物。齐雷的自杀，表现的是他对“伪生活”的弃绝。
王小帅是典型的学院派导演，即使在他拍摄的以民工和歌女阶层生活题材的影片《扁担•姑娘》中，仍然弥漫出浓厚的知识分子色彩。电影评论家郝建在其《无法命名的一代》中这样评价王小帅这茬导演：“他们的思想成长、基本的艺术思想和政治理念成型是在80年代。在他们身上，比较明显的是80年代的思想营养。第六代成长于80年代，浮出海面却是在90年代初，这是一个中国社会在政治思想上产生巨大的撞击、转向，中国人的内心世界产生极大的分裂、转变的年代。”
从《冬春的日子》到为更多人熟知的《十七岁的单车》以及最新的影片《二弟》，小帅始终在运用自己的电影视野观照充我们这个时代中那些被异化，感受到异化或者拒绝异化的人。而这样的努力都是在维护一件事情，使我们的生命免遭伤害。
在国外大片和国产大片完全垄断电影市场的今天，王小帅仍然期待着一个良好的，多元化的创作环境，当政府只扶持商业大片，电影院只剩下商业大片，这其实是对整体发展的放弃，对文化信心的丧失。临去贵州前，小帅跟我说的唯一的一句话就是，要坚持下来，拍艺术电影。
1966年夏天，王小帅出生两个多月后随参加“三线建设”的父母从上海去往贵阳。其时正值文革爆发，横贯大陆东西的旅程，一路上，担惊受怕的是王小帅年轻的父母。而他，在生命最初的旅行中，已然不记得沿途的红色风暴和革命小将的“一路歌声一路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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